目前，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國的貨幣發行量過大了，甚至還計算出來超發了多少萬億。筆者認為這是不符合國情的錯誤判斷。通貨膨脹從來都是政府政策的產物，是政府為了轉嫁財政危機，故意多發了票子，掏老百姓和企業的腰包，人為地使貨幣貶值。也就是說，凡是超發的都是自覺的，沒有不經意的事情。因此，貨幣是否超量發行，發行了多少，中央政府應該是心知肚明的，根本不需要學者或統計部門推算。我國政府是負責任的人民政府，而且財政收入一直是以兩位數的速度在增長，根本沒有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動機，也從來沒有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行為。因此，所謂貨幣發行量過大的判斷肯定是一個把貸款量誤認為發行量的冤假錯案。
　　首先，人們不能否認，在我國銀行的賬面上目前是巨大的存差，大量的貨幣處于睡眠狀態，實際上沒有進入流通領域。大量的貨幣存在銀行里，與埋在地下沒有什么本質區別。如果這些貨幣進入流通領域，周轉速度加快，所謂的ＭＯ、Ｍ１和Ｍ２也不可能像目前這樣多。而不管這種情況造成的貨幣有多少，也都是經濟發行，不是財政發行，不是印刷廠憑空印出來的，都是有實物和經濟行為支撐的。只有貸款量大于存款量，才是超發了紙幣，致使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存款如果不能轉化為貸款，就轉化為失業，即資本和勞動力雙失業。長期以來，我國大量存款積壓在銀行里，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機制受到審批經濟的嚴重抑制，造成所謂的產能、產品、流動性、勞動力四大剩余。這樣一個國家竟然存在通貨膨脹，不管預期大小都是觀念混亂，子虛烏有。幾十年來，我國由于社會保障不到位，對外送禮性出口、對內超經濟剝削，讓少數人在短期內暴富，ＧＤＰ豐產、老百姓不豐收，廣大人民群眾不敢消費，無錢擴大消費，收入本來就不高的人們卻不得不向銀行存款，搞家庭自我保險。于是，存款超常增長，而貸款卻長期大幅度低于存款，大量的產品實現不了價值，不得不依賴送禮性出口；在大量資本失業的同時，創造我國９５％以上就業崗位的中小企業卻很難得到貸款，融資成本高達２０％左右。如果沒有所謂的黑錢，我國的中小企業不知道還能剩下多少？！那么多的貨幣積壓在銀行里，是所謂流動性不讓流動，怎么可能過剩了呢？存款準備金率長期超高，等于不斷提高堤壩，把水緊閉在水庫里，土地都干裂了，莊稼都旱死了，卻天天神經兮兮地為洪水滔天心驚膽戰。所謂流動性過剩的觀念可以休矣！
　　這種心理障礙，其實是被３０多年的所謂高增長嚇壞了。其實，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增長速度是不能橫比的，我國ＧＤＰ增長１０％的絕對額，還不如美國的１％大。ＧＤＰ平均１０％左右的增長速度，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根本不是什么高速度，而發達國家每年增長３％就是了不起的高速度。我國目前社會犯罪率的上升、移民傾向的增強都說明階級分化和超經濟剝削日益嚴重，少數暴富了的人并不理直氣壯，也缺乏安全感。因此，ＧＤＰ１０％左右的增長速度只是帶病前進的速度。按目前的階級力量對比和弱勢群體的覺悟水平，我們不要指望短期內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分配不公的局面。但是，只要分配向弱勢群體傾斜幾個百分點，居民的消費率就會大幅度提高，由消費拉動的ＧＤＰ增長率幾十年保持在兩位數以上都是正常的。每年只要轉化一個百分點的農民工的社會身份，使他們真正享受城市人的國民待遇，即使消費水平只達到目前城市人口的一半，我國的充分就業率和實際投資率都將大幅度提高，僅此一項舉措，ＧＤＰ就不會低于１０％。我國目前經濟增長中產生的各種負面問題不是增長速度造成的，不是所謂總量問題，而是質量和結構問題。這是由以物為本的發展觀、嚴重不公平的財政分配體制和居民收入分配機制造成的。如果不從產生問題的根源入手，人為地降低發展和增長速度會造成更加嚴重的后果。我們決不能為了ＣＰＩ的面子犧牲就業和收入的里子。
　　其次，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我國的投資率指標。如果把實現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的投資額看作是實際投資，我國目前的實際投資率大體上只是名義投資率的一半左右，相當數量的貸款又會轉化為存款。相當數量的貨幣在銀行和企業之間、銀行與銀行之間走來走去，根本沒有真正轉化為資本，既沒有轉化為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也沒有轉化為購買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大多數沒有轉化為現金流量，更沒有進入老百姓的腰包。而銀行管理部門和金融專家卻煞有介事地討論Ｍ１和Ｍ２多了少了，什么剪刀差，反剪刀差，什么黏稠性，都不過是紙上談兵。在審批經濟沒有根本轉變為市場經濟之前，在貨幣、糧食和能源還是計劃價格體制的條件下，這些從西方抄來的東西都不可能反映我國的實際經濟關系和經濟結構，根據這些指標調控經濟運行只能是對牛彈琴，難免指鹿為馬、南轅北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辛辛苦苦為經濟發展幫倒忙。
　　最后，我們必須認清這一輪物價上升的主動力。在具體分析物價上升原因的時候，大家都看得比較清楚，不可否認第一推動力是生產成本，其中最大的比重是活勞動成本。今年前三個季度，農民工的工資增長了１８．７％。這種勞動力的價格上升與貨幣發行量毫無關系，不是老板手里的貨幣多了貶值了，而是工價補位，欠賬還錢，縮小超經濟剝削。活勞動成本上升，需求沒有下降，產品的價格上升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工商業活勞動成本上升，農產品的機會成本也必然上升，農產品價格不上升是根本不可能的。隨著分配體制改革，可以預期的是，農民工的工資還將持續上升，生產成本和物價的上升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工價上升引起物價上升，物價上升再引起工價上升，這樣一種循環必然引起貨幣發行量的增加。我們必須分清因果關系，不是貨幣發行量引起物價上升，而是工價和物價上升引起貨幣發行量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為地抑制貨幣發行量的上升，其后果是阻礙分配關系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延緩農民工社會身份和經濟地位的轉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失衡，是歷史上的錯誤方針造成的，要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必須在戰略上有所突破。而轉變農民工的社會身份、消除超經濟剝削就是戰略性調整。為此，必然重新改變人們的利益分配結構，工價、物價的變化就是利益結構的調整，帶有重新洗牌的性質，存量的問題要靠增量來解決。政府只要對收入水平承受不了物價上升的群體不斷加大財政補貼的力度，就不必擔心這種物價上升的趨勢，而是要把它看作改變不合理、不公平財產關系、分配關系的一種市場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