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問題一直是老百姓非常關心的問題，在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大背景下，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對擴大內需的意義不言而喻。讓老百姓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更是首次出現了“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新提法，讓人們看到了一幅民富國強、和諧發展的前景。
在“十二五”期間如何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兩個同步”提出的目標？帶著這些讀者關心的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研究員。
經濟參考報：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老百姓關心的熱點問題。在“十二五”規劃建議中首次提出了“兩個同步”的提法，根據您的理解，建議中為什么提出這種提法？
張車偉：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目前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大關，已經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但發展中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卻越來越突出，不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問題，經濟就難以實現持續增長，更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陷阱。
在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中，收入分配問題處于核心的地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讓經濟增長的成果得到更公平的分享是“十二五”時期的重要戰略任務。“兩個同步”增長抓住了解決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問題的關鍵，是破解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把“鑰匙”。
經濟參考報：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幾乎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百姓都希望“十二五”期間分配制度改革能取得重大突破，您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問題主要癥結在哪里？
張車偉：我認為主要的癥結還在于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收入在國民財富分配中的份額不足，經濟增長的成果沒有被勞動者公平地分享。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勞動報酬占GDP份額長期持續下降，目前處于最低水平。1978-2007年間勞動收入份額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1978-1984年間勞動收入份額有所上升，從49%上升到54%，但之后則持續下降，尤其是最近幾年下降趨勢明顯加速。2007年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僅為42%，比頂峰時期的1984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下降幅度超過20%。一般來說，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勞動收入份額要么保持高水平穩定，如美國1840年-1920年維持在70%，英國1800-1880年間維持在60%左右；要么逐步上升，如日本1920-1980年從50%上升到70%，加拿大1900年-1980年間從45%上升到55%。然而，中國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動卻展現出了完全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特征。即使和一些新型工業化國家如韓國、俄羅斯和巴西等國相比，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也普遍低10個百分點左右。
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比重偏低的局面不僅沒有得到再分配的校正，而且再分配還進一步加劇了這一不合理局面。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呈上升趨勢，且再分配出現了持續向政府傾斜的現象，企業所得份額有所下降。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的份額都比較低。居民收入來源比較單一，基本以勞動報酬收入為主，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導致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1996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所占比重接近70%，到2006年，這一比重下降到57.5%，下降了12個百分點。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造成現在這種情況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勞動者報酬水平低、增長慢，缺乏決定工資合理增長的機制？
張車偉：是的。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不斷增強，但計劃經濟遺留的收入分配機制還在起作用，合理的工資決定機制并沒有完全形成，我國勞動報酬增長不僅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而且也低于GDP增長速度。1978年-2007年間，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了41倍，人均勞動報酬則增長了32倍，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明顯高于人均勞動報酬。1978年-2007年，人均GDP從358元增加到20860元，增加了58.33倍，而人均勞動報酬則從425元增加到14227元，僅僅增加了33.5倍，比人均GDP少增加15倍左右。勞動報酬增長長期低于GDP增長的結果必然是勞動報酬占GDP份額的下降。
經濟參考報：我國收入不均的情況主要表現在哪些具體方面？
張車偉：我國已經從過去收入平均國家變為收入差距大和不平等程度高的國家。國際上一般把基尼系數低于0.2視為收入均等國家，我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基尼系數只有0.16，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為平均的國家之一，但到2008年我國基尼系數已經高達0.475左右，進入世界上貧富差距大的國家行列，居民收入差距已經達到高度不平等狀態。2008年，我國城鎮10%最富裕家庭人均收入與10%最貧窮家庭人均收入之比從1995年的4倍左右擴大到2008年的9倍左右，城鎮最低5%家庭人均收入占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比例從1995年的51%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24%左右。社會財富正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
收入不均等不僅表現為個人和家庭間收入差距擴大，而且也表現為城鄉間、地區間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由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快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速度，城鄉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2006年-2008年間，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分別是7.4%、9.5%和8.0%，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則是10.4%、12.2%和8.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低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2001年，城鄉人均收入之比為2.9，2005年為3.2，2008年則上升到3.3。如果再考慮到城市居民享有的保險、醫療、住房等福利待遇，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可能更大，有人估計二者之間有大約20年左右的收入增長差距。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31個省市自治區人均GDP的相對差異系數和世界各國之間的差異系數相當。西部1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國土面積占全國的70%左右，人口占全國的30%左右，但GDP總量只占全國的不足20%，西部地區人均GDP僅僅相當于東部地區的40%左右。我國人均GDP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相差10倍左右。
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從各行業工資來看，平均工資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之間的差距從1990年中期的4倍左右擴大到2008年的15倍左右。造成行業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業壟斷。2008年，18個行政性壟斷行業的職工總數為全國職工總數的10.8%，而其工資總額卻占了全部城鎮單位職工工資的17.2%。
經濟參考報：根據您多年的研究，您認為造成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張車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每個人所能分得的財富“蛋糕”既和個人因素尤其是個人人力資本積累水平有關，也和規則、制度等社會因素有關。市場機制越得到加強，人力資本積累水平高、能力強的人就越會得到更高收入，而那些知識和技能水平低、能力差的人則只能得到越來越少的收入。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是一種“市場失敗”，同時也和一些制度規則不合理有關系。如行業壟斷的影響，灰色收入的影響，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都是造成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制度性根源。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規則拉大了收入差距，能否請您具體談一下這些制度是如何拉大收入差距和加劇分配不公？
張車偉：一是傳統體制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始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把中國分割成了城鄉二元結構，至今難以被打破，由于這些制度無法與市場經濟機制相適應，在無法發揮過去作用的同時，起到了加劇收入差距的作用。實際上，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和計劃經濟時期“重工輕農”和“重城輕鄉”發展戰略密切相關，城鄉收入差距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造成的。與此類似的是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過程中，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配體制，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約，并沒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策性分配體制上存在的問題。
二是市場壟斷造成分配不公。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仍然不徹底，行業壟斷難以被打破，壟斷部門利用壟斷地位，將壟斷收益轉化為職工收入，從而拉大了和其他非壟斷部門的收入差距。而且，中國的壟斷部門多出于行政性壟斷，而非市場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因此，壟斷部門的工資不決定于企業的效率。壟斷部門為維持其地位，設置行業進入壁壘，從而導致了部門之間和行業之間勞動力市場的嚴重分割。同時，資源性的行業補償不足，高污染行業生態環境成本課稅不足等，也是部門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
三是過度市場化進一步加劇收入不平等。我國不僅存在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的問題，同時也存在過度市場化的問題。一些需要政府承擔更多責任的領域存在著過度市場化傾向，這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例如，教育、醫療和住房都屬于準公共產品，需要政府承擔更多責任，但政府更多地把責任推向了市場，造成這些準公平產品的價格偏離社會最優水平，低收入群體和弱勢群體利益受損，而高收入群體和權勢階層則可以從權力與金錢的市場化交易中獲得更多利益，收入分配進一步向富人傾斜。
經濟參考報：中國目前正處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貧富差距正在阻礙改革開放事業進一步發展，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您認為在“十二五”期間或者更遠的將來政府應該采取哪些措施來改變這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局面？
張車偉：“十二五”時期是對未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來說都非常重要的時期，盡快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刻不容緩。雖然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收入分配問題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但這一過程并不會自動完成，而是需要通過體制性的機制創新，不斷校正收入分配中的市場失敗，最終實現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僅需要加強再分配的收入調節作用，更需要改變初次分配中的不合理局面，形成合理的分配體制和機制。
第一，改革不合理的體制機制，促進公平分配。我在前面談到，目前的收入差距中，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以及行業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不合理的體制機制有關。要縮小收入差距，就必須改革這些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體制機制，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環境。
第二，調整政府、企業與居民收入分配關系，增加居民收入。在現階段我國勞動收入份額較低的情況下，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過低實際上加劇了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趨勢。在我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個人所得稅征收的主要對象應該是中等偏上收入人群，起征點應該在職工平均工資之上，且應該隨平均工資的增長而動態調整。因此，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應該適度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減少稅級降低稅率，建立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個人所得稅扣除制度。同時，加強對資源稅、國企利潤的征繳，減少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稅費，為勞動資本收益分配比例的改善提供條件。
第三，建立工資正常增長的機制，提高勞動者報酬水平。從長期來看，要有效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收入中的比重，必須建立保障工資合理增長的機制。為此，首先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動態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和完善國有資本預算經營制度，合理確定國有壟斷行業的資本與勞動分配比例；其次要加強勞動保護，嚴格執行勞動合同法，進一步完善勞動合同制度和勞動保護制度，加強勞動監督力度，完善保障工資增長的三方協調機制。同時，我國當前市場環境總體上對資本有利，各地大都采取各種吸引投資的優惠政策，勞動者特別是中低收入勞動者在勞動權利受到損害之后，往往得不到較好保護，迫切需要培養有利于勞動者的公平市場環境。
第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讓人人享有基本社會保障。大量就業者無法享受到社會保障意味著本來應該用于社會保障的收入被其他生產要素占有，勞動者權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仍然不完善、不健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分割，大多數人仍然沒有被社會保障制度所覆蓋。我國最近幾年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醫療保險實現了制度的全覆蓋，但養老保障問題突出。從總體上看，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僅覆蓋城鎮地區的部分正規就業勞動者，雖然農村已經開始探索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但從覆蓋情況來看，絕大多數的城鎮和農村人口仍然缺乏養老保障。建立覆蓋所有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人人享有基本的社會保障是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讓所有人都能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重要手段。
第五是穩步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我國目前仍然處在農村勞動力向城鎮不斷轉移的發展過程中，而城鎮中的生產性工人主要由農民工組成，他們的工資水平并不由其邊際勞動產出決定，而是由其在農村的收入水平決定，因此，只有農村發展了，農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才會使這些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得到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是提升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比重的重要條件。要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首先要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各項興農惠農政策，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走科技興農之路，同時，還必須加快勞動力轉移步伐，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能力，實現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地區的穩定就業。只有不斷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才能實現真正增長，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勞動者的局面也才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變。
第六，積極擴大就業，讓更多的人能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就業是民生之本。無法就業就無法參與初次收入分配，因此，讓更多人能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最有效辦法就是為其提供就業機會，讓其有機會參與社會財富這塊大“蛋糕”的分配，從這個意義上說，無法實現就業就是最大的分配不公。目前我國仍然面臨著比較嚴峻的就業壓力，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突出，大學生就業尤其困難。解決當前面臨的就業問題首先要求把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最大限度地創造就業機會，同時還要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技能，增強勞動者的就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