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5日)共有103萬人共赴“國考”。2003年第一次國家公務員考試,這個數字僅為8.7萬,7年時間,“國考”考生人數已經攀升了12倍,競爭比例也由最初的16∶1,升至63∶1。當年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數百新科進士們從端門列隊而出時仰天長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如今看來,李世民的格局還是小了些。但面對103萬矢志“為人民服務”的考生,不知道“國考”的組織者們作何感想。 來的都是“英雄”?不一定。自唐以來,執政者一直面臨這樣的難題:入彀的并不全是“英雄”,而這一點,考試是無力辨別的。其實,科舉發展到考八股文的時候,中國的考試文化已經登峰造極。從八股文這種主客觀題統一文體的選擇,到一系列制度設計,你還真不能說現在就比祖宗強,畢竟在古代誰要泄露個四級考題,是要冒殺頭風險的。如此完善的考試設計,按說選出的人學問是好的,但“英雄”們要不就卡在美人關前,要不就倒在錢財關下。最清廉的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那不清廉的就更不堪了。 也許有人會立刻反駁:你有辨別“英雄”與“狗熊”的法子嗎?老實說,誰都沒有。但走考試的老道路,祖宗早就碰過壁了。當然辯護的理由很多,無非三條:一是充實隊伍,二是公正取仕,三是引導就業。充實隊伍是個偽命題,因為考試并不能分辨真正的人才,所謂充實隊伍就不能成立。公正取仕則有點一廂情愿。公正與否是道德問題,而“英雄”與否則是技術問題,根本無法杜絕“技術”好的人加入“英雄”的行列。而引導就業看上去是政府的一個惠政,但實際上在引導就業的同時,也將社會價值選擇引導到一條老路上去了。 從“唯有讀書高”到“學而優則仕”,這是一條官本位的老路。古人之所以如此,是執政者提供的選擇本就不多。士農工商,士是民之首,商是民之末,何去何從,一目了然。問題是,新世紀的百萬學子怎么又走了這條路呢?其實,道理一樣,選擇似乎也不多。一邊泥飯碗,一邊金飯碗;一邊低工資,一邊高福利;一邊人人吆喝你,一邊人人恭敬你,何去何從,同樣一目了然。 只有一種價值取向,社會是危機的。唐太宗是家天下,天下英雄入一門一姓之彀,那是國家治理的需要。現在社會并非如此,一個個爭先恐后入彀官本位,那么誰還愿意當群眾呢?所以根本問題不在通過考試,辨別誰是英雄,誰是狗熊,而是盡量提供更多的選擇,讓“英雄”們可以入仕,可以經商,可以務農,可以打工,可以在任何他想做的行業里贏得榮譽。政府的責任就是為每一種選擇提供足夠的尊嚴,足夠的體面,而不是增加彼此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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