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美元潮涌”以及內部貨幣存量急劇放大的雙重壓力下，泛濫的流動性正成為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洪水猛獸，中國成為全球流動性的泄洪區。在流動性的沖擊下，中國幾乎所有的資源品價格都出現加速上漲，尚未從危機中完全走出的中國又飽受通脹的煎熬。近期，周小川行長的“引流入池說”引發人們的高度關注和各類解讀，也把中國流動性管理的重視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如何看待中國當前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不能僅從增量考慮，還要從存量考慮。就內因而言，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導致極高的貨幣供給。“十一五”期間，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Ｍ２）的同比增速平均為２０％，而同期對應的ＧＤＰ名義增速平均為１６％，ＧＤＰ實際增速平均為１１％，這意味著中國近五年來貨幣供應增速已經大大超出實體經濟吸納的范圍，導致大量富余流動性的溢出。從存量角度看，Ｍ２／ＧＤＰ已經到了歷史最高的位置，在１８０％左右（２００７
年中國經濟過熱時期的Ｍ２／ＧＤＰ
也僅有１５０％左右），中國經濟的貨幣深度已到了一個非常危險的高位。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廣義貨幣供應量與ＧＤＰ之間的比例在進一步加大。
我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根基深、治理難度大。從目前對流動性成因和傳導機制的分析來看，流動性尚無“拐點”，政府需要重新審視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立場。短期內，央行可繼續通過準備金率、央行票據、資本管控等手段遏制貸款擴張，抵御熱錢，但是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和效果越來越不盡如人意。因此，“十二五”時期，中國要有效控制流動性過剩，就必須擺脫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對沖操作模式，以解決內部失衡為主要著力點，化解中國流動性過剩的結構性矛盾，做強做大中國金融體系，引流入池，真正將資本優勢轉換為競爭優勢。
為此，筆者提出三種善治之道：第一種“吸”：從根本上說，對流動性的吸納取決于是否有豐富的金融投資工具、金融投資渠道與投資方式。目前，我國還處于金融淺化階段，直接融資比例過低，造成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機制不暢，要大力發展本土金融市場，擴張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將Ｍ２的增長轉換成Ｍ３、Ｍ４的增長，除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外，還應積極發展債券資產、股權、人壽保險和養老基金等“金融資產池”。
第二種“引”：一定要做強做大中國資本包括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這四大資本體系要形成合力。中國的民間資本，如溫州資本為何總是進行投機而不是投資？根本原因在于，盡管有“非公３６條”，對于那些明顯帶有行政壟斷和自然壟斷性質的高利潤率行業，其玻璃門和天花板使得進入的“軟門檻”過高；而對于門檻較低，利潤率不高又看不清發展前景的行業，民間資本投資意愿不高，因此，在多種力量阻擊之下，部分逐利資本就涌向如大宗商品、基礎農產品、投資品以及其他資產領域（房地產、股市）。因此必須大力推進金融業對內開放力度，引導民間流動性（私募資金）向創業投資、產業投資集聚。加快發展產業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促進居民儲蓄轉化為實業投資。在流動性過剩周期，我國還應加大本土私募資金的實業投資轉型，使具有政府背景的私募基金更關注有助于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戰略產業投資和競爭性行業的投資。
第三種“放”：中國需要改變長期以來的“雙順差”型的資本循環模式，積極探索如何利用高額的外匯儲備支持企業海外拓展，實現“藏匯于國”到“藏匯于民”、“藏匯于企”的轉變，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和購買國外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暢通民間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渠道，這樣既增加了國內資本走出去的途徑，將中國的資本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也大大舒緩了外匯占款對中國貨幣被動投放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