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16條”等一系列抑制通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正在緩解投機資本利用中國社會供需結構上的矛盾來哄抬物價的壓力，但要想提高社會整體抗衡通脹的能力，還需要形成上下共識，齊心協力，推動改革，增強民富。至少在目前，在管理層的應對措施與民眾所期待的政策調整方向之間，仍有不容忽視的“認識差距”，如果決策部門對此未能高度重視，很可能事倍功半。
具體而言，政與企之間、國與民之間對抑制物價所應采取的有效措施，之所以沒有達成“共識”，原因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首先，“打破壟斷”和“民生安全”之間的關系權衡問題。比如，無論是打破壟斷還是放開貿易限制，都是有利于要素市場“均衡價格”機制的形成，避免利用價差套利的投機行為和依靠特權和壟斷地位尋租的腐敗行為。只是，市場機制在形成均衡價格時，并不能排除金融資本綁架大宗商品和農產品市場的短期投機行為和由此帶來過分高企的均衡價格。因此，雖然政府常會對資源類行業實行“市場準入”管制，但大眾卻覺得并沒能享受到由此所帶來的好處，反而感覺資源類企業憑借特權和壟斷地位在利用價格飆升的外部環境來謀求商業利潤。
其次，“放松管制”和“產業政策”之間的關系權衡問題。比如，減稅和放松管制在市場看來都是增進經濟活力的重要手段。如果調整產業結構的相關行政措施會增加企業生產成本，那么，民眾就會擔心企業為了轉嫁成本的提升而最終推高消費品價格。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供給面”的技術創新需要有新的突破以外，還需要仰仗“需求面”對新產品的接受能力。但是，目前政府可能更多的是從供給面的角度考慮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樣有意無意間會忽視目前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大眾購買力，就會無視大眾財富積累的旺盛需求和通過金融投資來創造財富的動力。
還有，政府“加息讓利”和國際資本“搭便車”之間的利弊權衡問題。在通脹高企時，人們普遍認為應通過及時加息來減少國民財富(尤其是大多數貧困群體的財富)的損失。也有很多民營企業家認為應通過“政府讓利”
(比如減稅)來緩解企業高成本負擔所帶來競爭力下滑。而政府決策部門則擔心在內外形勢十分復雜的情況下，加息實際上承擔了美歐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給世界經濟所造成的市場風險。外部局勢一旦逆轉，比如美國加息，比如地緣爭端爆發，熱錢就很有可能突然之間大舉離去。所以，加息不僅不會減少負利率，反而因為流動性進一步泛濫而導致物價更加大力度的上揚。另一方面，讓利給出口為主的國內企業，政府也擔心會惹來貿易摩擦。
在今天的中國，抑制通脹，僅靠“加息”這樣緊縮的貨幣政策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決策部門找到一種“組合拳”的平衡點和政策導入的最佳時機與合理的實施力度。為此，我想提幾點政策建議，當然，有些建議還是需要今后進一步的科學論證，有的還需要其他更完善的配套措施一起實施。
第一，推行差異性的結構轉型產業政策，采取企業自愿和政府扶持相結合的方式，去控制節能減排目標。從不增加企業額外負擔的前提條件出發，不妨先讓國有大型企業和央企探索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和碳排放權合理交易模式。民企在政府有效扶持下和成功經驗指導下逐步完成碳排放的任務。
第二，努力確保生產、物流渠道暢通，及時動用戰略儲備來增加市場供給，嚴厲打擊金融資本綁架資源類商品的投機行為。通過有效的價格管理政策來緩解人們對“通脹預期的強化”。對于最近由于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動蕩所引起的大宗商品和農產品價格的暴漲現象，一方面應呼吁國際監管部門和相關國家監管部門及時投入調查，并嚴厲制裁已發現的品市場投機行為。另一方面，還需要繼續控制好貨幣和銀行信用創造的規模，盡管有相當難度，但如果我們能鼓勵銀行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增強中國資本市場自身的造血功能，那么，由此形成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健康活力完全可期。
第三，鼓勵民營資本進入企業創新的融資平臺。對其中不計較創業風險，肩負社會責任的慈善行為，要從物質和精神上給予充分支持(比如，即使啟動遺產稅征收制度，也要對于扶持創新類企業的民營資本給予免稅優惠)。這樣，既能通過技術創新來降低新產品成本并“替代”處于壟斷地位或投機狀態的高價商品，也能通過種疏導產業資本回歸實體經濟舞臺的方式，降低中國市場的流動性泛濫程度，提高有效打擊境外熱錢投機行為的能力。
第四，上游資源類壟斷企業應有向公眾說明價格形成機制的義務，接受代表民眾利益的“第三方”的監督。原則上要反映出市場價格波動的趨勢，但波動造成的影響可以通過事前的價格“平滑”管理原則(雙向而不能單邊調整)或事后有針對性的損失“補貼”措施加以緩解。
第五，對資源類產品的進出口設定“價差”開關。當內外價差低于某個臨界值時，限制其出口而保證國內供給，以免因放任資源類產品無限制的逐利行為而影響民生。當然，在制定臨界值的時候還是要強調匯率、稅收調整后的相對價格水平。
第六，對民生相關的資源類行業，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一方面都應該在整個產業鏈的環節上強化自由競爭的格局，另一方面也需要請所有從事這一行業的企業加入“安全保險”，一旦供給沖擊導致企業資不抵債的時候，經第三方專業機構確認后(防止“圈錢動機”的道德風險行為)，可以動用這筆保險金來渡過難關，以保證市場穩定的供給能力。
最后，我還想特別提出：千萬重視金融體系在管好國民財富中所發揮的作用，這其實有時甚至比“漲工資”還要有效。因為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低收入者占大多數，對于新增收入，會很強烈地反映出儲蓄偏好傾向，因此，漲工資不一定就能獲得消費額顯著增長的結果，卻可能更多進入金融財富積累的過程中，從而導致銀行存貸量的放大和金融市場資金規模的增加。若中國金融服務仍然滯后，那民眾正在積累的消費能力即使到了明天可能也會化為烏有，那就無法產生我們所期待的“內需”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