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日前召開常務會議，決定對《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作出修改。據悉，修改后的規定草案將相互串通、惡意囤積、捏造散布漲價信息以哄抬價格、牟取暴利的行為作為懲處重點，加大了處罰力度。
　　在CPI連創新高的背景下，國務院出臺16項措施平抑物價，發改委5天連發9文管控物價，銀監會嚴防信貸資金炒作農產品，這些措施及時而得力，部分菜價因而開始回落。修改《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意味著又有一個緊箍咒來應對物價上漲了。
　　《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在2008年修改過一次，不但加大了處罰力度，而且細化了哄抬價格的表現形式。這次再對哄抬物價加大處罰力度，顯然對違法者更有震懾力。不過，嚴懲哄抬物價效果究竟如何，我并不樂觀，主要原因是，大多數時候對哄抬物價這一違法行為難以“定罪”。
　　盡管《價格法》對哄抬物價行為有描述，《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進一步細化了具體行為，發改委日前也曝光了不法經營者哄抬物價的幾種手法，但這些規定能否在現實中發揮有效作用，還是一個問號，究其原因是，不但缺少量化標準，而且各地物價部門認識不一。
　　譬如，哄抬物價中的“惡意囤積”，究竟囤積多長時間算是違法，沒有明確，自然不好進行“定罪”，如果強行“定罪”企業必然不服。再譬如，2007年某市部分樓盤短期價格大漲，公眾質疑“這樣到底算不算哄抬物價？”而地方物價部門的回應是，并非哄抬物價，房價只是漲得不合理、不公開、不透明而已。
　　據相關報道，今年7月有一份報告指出，小麥價格上漲，中央儲備糧管理總公司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據說相關部門已經掌握了高價收購小麥的“證據”，然而，從賬務方面并沒有發現中儲糧違規收購小麥、哄抬價格的“證據”。這說明，要給哄抬物價“定罪”，搜集證據很難。
　　在被認定炒作綠豆的相關企業接到罰單后，一位農產品協會負責人就抱怨：“處罰依據和違法情節都沒有明示，以后的違法認定還會存在很多任意性，讓人心里沒底。”無疑，重罰哄抬物價的前提在于認定違法，在于有力證據，而監管部門是否都能拿出有說服力的“罪證”呢？
　　給一般違法者“定罪”都很難，顯然，給壟斷企業的哄抬物價行為“定罪”更難，原因是，某些壟斷企業在本行業就是老大，根本就不用與其他企業相互串通就能哄抬物價，該如何進行“定罪”呢？兩三家壟斷企業相繼漲價，監管部門究竟是認定跟風漲價呢，還是認定串通漲價呢？顯然，壟斷企業暗地里是否串通過，公眾是不清楚的。
　　而且，過去有一種現象是，幾家壟斷企業聯合申請漲價。例如，中石油、中石化曾一起提交成品油漲價申請，五大發電集團多次申請上調電價，這種行為是否也算串通漲價？盡管不一定達到漲價的目的，但聯合申請漲價的行為本身明顯是串通漲價。
　　在哄抬物價問題上，比壟斷企業更硬的“釘子”是某些地方政府。比如，前段時間多個地方政府組織聽證會上調天然氣價格；再如，過去多個地方政府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扎堆上調水價；又如，某些地方政府通過控制供地節奏和供地量哄抬地價。試問，對這些哄抬價格的行為如何認定？誰來嚴懲？我以為，價格法規既要嚴懲一般企業，也不能放過哄抬物價的壟斷企業、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