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從某種意義上講，資本賬戶管理是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則在中國匯率制定走向完全浮動之前，如何明確資本賬戶管理原則，是中國金融戰略研究中繼匯率問題之后，必須說清的一個重大問題。
　　國際上大量學者通過的實證研究，比國內一些學者更堅定地認為，資本賬戶開放確實能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這是有條件的。如果假定條件不成立，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同樣是不確定的。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貨幣、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和機理看，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形成并延續至今的國際貨幣、匯率制度，是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從危機國家的內部政策看，沒有處理好匯率、資本賬戶開放和國內經濟、金融改革之間的關系，恰恰是危機發生的重要的內在原因。資本賬戶開放與危機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促發”或“防止”的關系。但資本賬戶開放對金融危機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IMF調查回顧了35個經濟體金融自由化的經驗教訓，在發生危機的24個國家中，有13個在危機前的5年內完成了資本賬戶自由化過程。又對其中14次發生嚴重危機的國家進行進一步考察，發現9次危機中，凈資本流入在危機前2~4年內是大幅增加，超過了GDP3%的關口。當然，資本賬戶管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國際資本流動的異常發生，有助于應對因金融部門脆弱而造成的各種風險。在一國經濟結構或深層次機制存在扭曲的情況下，匯率制度與資本賬戶開放的不同組合，對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各不相同。
　　因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往往需要將資本賬戶開放狀況作為重要的經濟背景或特征進行考慮。從國際經驗看，總體而言，凡是在完全開放資本賬戶前實行靈活匯率制度的國家，所獲得的中期效果較好。而在匯率嚴重失調的環境下，資本賬戶管制的效果會大打折扣�；蛘哒f，在匯率失調嚴重而套利收益足夠大時，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會迅速下降。
　　上世紀80年代的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委內瑞拉和90年代的泰國、印度的案例，分別從正反兩個方面印證了上述觀點的正確性。其實，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相關國在采取浮動匯率制之中，美國、加拿大、瑞士三國的資本開放時間較早，其他發達國家都是在長時間浮動匯率經驗積累之后才逐步開放的。日本是1980年、德國1981年、澳大利亞1983年、新西蘭1984年、瑞典1989年、法國1989年、意大利1990年、西班牙1992年、冰島1995年。
　　在中國未來，必須堅持資本賬戶的開放，那是因為我國的經濟全球化需要金融全球化的配合；我國未來面臨的經濟、金融發展中的重大挑戰，需要放在國際金融市場環境中解決，如環境、資源的約束、居民財富高積累后的投資回報；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需要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的配合；以及隨市場開放度的擴展，資本賬戶管制有效性下降后不得已的選擇。同時必須看到，我國資本賬戶充分自由化的各種條件又沒滿足。簡單地擴大市場邊界，并不能給本土市場帶來效率。如果不堅持“以我為主”原則，有可能被迫融入別人市場，不但不會提高本土市場效率，甚至會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堅持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是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核心原則。這一核心原則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在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擴大到一定的幅度，并在基本達到市場均衡匯率水平之前，仍宜保持對資本流出入的一定規模的控制。
　　第二，資本賬戶開放一定要與國內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相銜接。具體包括：要素價格機制改革、服務領域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和稅制的改革以及金融業充分的市場化改革，使得把包括金融市場內在的由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外部性，盡可能控制在市場可承受的范圍內。
　　第三，資本賬戶的開放應結合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雖然資本賬戶開放不能以人民幣區域化為單一目標，但可以沿著人民幣區域化這一主線，相互配合，逐步實現。在未來幾年內，資本賬戶開放既可以在外幣為主的環境中實現，也可以在逐漸以人民幣為主的環境中實現。這也許是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區別于一般轉軌國的顯著特點。原則上，今后凡是允許以外幣進行的資本跨境流動項目，也應允許人民幣進行。在管制的放松上，若情況相同，人民幣跨境交易的開放應先于外幣計價交易的開放。
　　第四，資本賬戶開放要與加強宏觀審慎監管、提高宏觀調控的靈活性相適應。具體講，面對逐步開放后的巨額跨境資本流動以及可能產生的巨大套利壓力，往往會出現原來以數量、行政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有效性直線下降的現象。因此，必須做好充分準備，推行宏觀調控手段轉向以價格、間接（以激勵約束機制為基礎）工具調控為主。
　　第五，對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資本跨境流動，應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其中，對非法及因政治因素的資金流出入，不是以通常的資本流動管理方式進行管理，而應通過反洗錢的方式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