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接受中國政府網專訪，就“認清形勢 妥善應對 保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進行現場解讀。周望軍的基本觀點是：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
　　周望軍解釋說：這次漲價的特點跟2004、2007、2008年漲價的原因和品種都有所區別。2004年價格上漲是由于糧食減產，當時的CPI達到了3.9%。2007年是豬肉價格短缺引起的。2008年漲了5.9%，這次的特點主要是以食品價格上漲為主，如糧食、蔬菜、雞蛋、食用油、方便面等，實際上根源是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引起的，糧價是百價之基。肉奶蛋都是由糧食轉換的，包括酒也是由糧食做的。
　　周望軍特別強調：價格雖然上漲了，但是重要物資儲備充分，這么多年國家也積累了豐富的調控物價的經驗，防止通貨膨脹有充足的物質基礎和手段保障，這一點請大家放心。
　　筆者認為，周望軍副司長“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的觀點值得商榷。
　　歷史上幾次高通脹都不是糧價上漲引起或推動的。
　　1988-1989年的通脹率為18％左右，當時糧價是被絕對管制的，通脹與糧價上漲無關。
　　1990年前后，由于低糧價傷害農民，糧食定購價格突然上漲到0.24元/斤，上漲100％多，1990-1993年的物價反而出現較大幅度回落。
　　1993、1994、1995年出現第二次通脹，通脹率分別達到13.1%、24.1%和17.1%，同樣不是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引起的，而是在通脹出現后，糧價相對過低，嚴重傷害農民利益的情況下，1994年下半年才準許糧食價格上漲，1996年糧食收購價格達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卻出現了通脹轉向通縮的現象。
　　2008年的通脹率為5.9%，是在糧價穩定的情況下，食用油和豬肉價格暴漲引發的。2009年糧食價格補漲后，通脹結束。
　　由此可見，歷史上歷次通脹不僅不是糧食價格上漲引起和推動的，反而每次通脹出現后，都是隨著糧價補漲而轉向穩定。
　　今年的通脹，也是在什么都漲了之后（大蒜漲800%，房子漲60%，勞動力漲20%，石油漲25%，種子漲100%，肥料漲20%），糧價才開始上漲的，并且只有糧價漲得最少（10%左右）。
　　人所共知，中國的糧價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日本農民生產的稻谷，日本政府以每斤12元人民幣的價格收購，而我們收購農民的稻谷價格在1元錢左右；相對于“種房子”，“種糧食”的收益實在是太少了，百分之一都不到；最近25年，一般公務員工資上漲了60倍左右，農資的價格漲了20倍以上，而糧食價格只上漲了6倍左右。
　　如此，再認為“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恐怕說不過去。
　　周望軍副司長所說的“這么多年國家也積累了豐富調控物價的經驗”。而過去的經驗，其核心恰恰就是壓低糧價，這樣一來，豈不是向農民轉嫁通脹風險？
　　在筆者看來，長期依靠壓低糧食價格向廣大農民轉嫁通脹風險的做法，是中國經濟深層矛盾的根源。譬如：農民收入低、農民工工資低、內需不振、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困難、中國生產物質他國生產票子、經濟自主性受制于外部市場約束、貿易摩擦不斷、進出口定價權喪失等等，一定程度上，與持久壓低糧價相關。
　　農民是我國的大多數，如果長期以犧牲農民的利益應對通脹或經濟危機，其結果恐怕是民弱國虛！
　　當前正確應對通脹的辦法不是打壓糧價，而是讓2011年的糧食定購價在2010年基礎上，有大幅提高（即使明年糧食定購價提高50%，糧價和其他商品的比價也是最低的），以調動農民的糧食生產積極性。如果糧食出現搶購和非正常漲價，政府應該大膽把充足的儲備大規模低價投放市場。
　　我相信這樣做了，當下市場供給大幅增加，加上2011年必定是農產品大幅增長之年，各種投機資金立馬放棄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炒作，糧價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立馬就會恢復正常。這樣做既沒有傷害農民，也為農產品增長和物價長期穩定打下了基礎，也為增加農民和農民工工資、擴大內需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創造了好的環境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