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上周五宣布，IMF執行董事會當天通過了份額改革方案。改革完成后，中國的份額將從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3.65%升至6.07%，從而一舉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在IMF的影響力僅次于美國和日本。IMF聲稱，中國“得到了在這一國際組織中的更大話語權”。
根據這項改革協議，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總共新增了6%的份額，而歐洲、美國和沙特等產油國則做出了相應讓步�？偟膩碚f，這不失為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從IMF的角度看，一方面，增加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有利于重新喚回這些國家對IMF的信任。上世紀80-90年代，由于IMF強硬推行以市場自由化改革為特征的“華盛頓共識”，加上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反應遲鈍僵化，導致其在亞洲和拉美國家中聲名掃地，過去十余年來在國際舞臺上日益邊緣化。從IMF前任總裁拉托到現任總裁卡恩，無不致力于重建其聲譽。另一方面，通過提高份額來激發中國、印度、巴西等實力雄厚的新興大國對IMF的興趣，還有一個更為現實的考慮，即有利于充實IMF捉襟見肘的資金和信貸庫。2009年G20倫敦峰會結束后，得到擴權保證的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便通過認購IMF發行的特別提款權（SDR）債券，分別注資400億和100億美元。
從美國角度看，美國在這一輪改革過程中讓渡的份額微不足道，并未動搖其在IMF中的絕對優勢，仍保持了17.4%的份額和16.5%的投票權，使其有能力對需要85%的絕對多數投票支持的重大事項行使否決權。
即便是對于在份額和執董席位上損失較大的歐洲國家而言，其實也未必就是壞事。首先，在歐洲國家看來，這種讓步絕不是免費午餐，它們的要價也很明顯，即新興大國在享受更多權力的同時，今后也應當分擔更多責任——目前歐洲國家肩負著IMF42%的資金來源和世界銀行62%的貸款提供。其次，剛剛過去的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留給歐洲人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一個財力充沛的IMF有能力在歐洲再次陷入財政危機時施以援手。最后，更為現實的原因是，歐洲國家認識到，太多的投票如果形不成合力也等于是廢票。盡管以往歐洲國家在IMF加起來擁有30%的投票權，但由于各國間彼此利益沖突，例如，德國在許多問題上與其他歐洲國家意見相左，而英國更是習慣于跟著美國走，往往很難做到以一個聲音說話，因而其實際影響力反而不如擁有更少投票權的美國。
對于中國而言，某種角度上，可以說中國是此次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最大獲益者，因其份額增加之多，遠超其他新興大國。作為崛起中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特別是IMF中的發言權具有雙重意義，這不僅關乎大國的形象和地位，更是挑戰美元霸權、應對未來國際金融體系變局的必經之路。例如，盡管IMF只對各國匯率擁有名義上的監督權和建議權，但近年來，隨著IMF在美國推動下積極修訂相關條款，近年來中國已明顯感受到關于匯率“監督”和“信息披露”的壓力正不斷加大。
可以說，這次份額重新分配是IMF改革邁出的重要一步。但短期內，指望中國的份額和投票權再有大的上升空間已然不太現實。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的估計，如按各國GDP衡量的話，中國擁有IMF投票權的合理比例為7%；此外，從實際情況來看，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不可能再做出較大讓步了。
理論上，若想從根本上推翻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和IMF中“一股獨大”的局面，就必須將美國的投票權壓縮到15%以下的水平，但這需要漫長的討價還價，并且還要善于借勢（如下一次美國再度陷入更嚴峻的經濟衰退）才行。因此，更務實的選擇是，倒不如思考如何用好自己手中有限的牌和借助一切可用的牌，在后危機時代國際金融體系重建過程中使中國的利益最大化。要做到這一點，靠單打獨斗是行不通的。日本在IMF的份額和投票權長期位居第二位，超過德、法、英等單個歐洲國家，但影響力卻遠不及美國和聯合起來的歐洲。事實上，分清敵友，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不僅是指導中國革命勝利的法寶，也是新中國在日后國際事務中地位不斷上升的關鍵原因。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例子就是，1971年中國沖破重重阻力，重返聯合國合法席位，靠的就是一大幫亞非拉兄弟的鼎力支持。
以當前國際匯率爭端為例，擺在中國面前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爭取到太多發展中國家朋友真心實意的支持；相反，美國眼下倒似乎占了幾分上風，憑借其強大的軟實力，正不遺余力通過拉攏和分化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試圖在匯率問題上孤立中國。
要變被動為主動，就要求中國在外交戰略、特別是金融外交戰略上更為進取：一是要聯合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將矛盾指向美國濫發貨幣這一根源，避免四處受敵的被動局面，化解人民幣所承受的壓力；二是要傾聽相關國家的訴求，展示中國在匯率改革問題上所做的努力和誠意，耐心解釋中國漸進式升值道路合乎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三是要凝聚共識，將反對美元霸權，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金融新秩序變成更多國家一致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