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十二五”發展規劃吸引世界眼光關注程度之大，前所未有。
　　根據業已披露的“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形成過程，不僅最高決策層極為重視，而且在凝聚國內外智慧方面也比以往有重大突破。負責籌備《建議》的中財辦和國家發改委先后組織了國內67個部門、上萬名專家參與，有針對性地對30個重大課題開展了相關研究；特別是國際上一些關注中國發展的重量級經濟學家如斯賓塞、戴蒙德和羅默等人，此次也被吸收進來，就影響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與中國官員和學者展開深入討論，并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可以預計，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和經濟影響的持續擴大，會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大牌經濟學家將中國這場經濟革命視為重點關注和研究的對象，由此得出的研究結論，或將改變發展經濟學甚至主流經濟學的面貌。
　　筆者認為，即將啟幕的中國“十二五”規劃，如果能真正開啟中國經濟戰略轉型之路，則不僅將在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史上極具標本意義，而且在形成“中國模式”過程中添上令人信服的一筆。正如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日前所說的：“中國發展所帶來的系統性、結構性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經濟轉型正經歷著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我將賭注押在中國最終能夠轉型成功上。”
　　斯賓塞先生的樂觀，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國經濟轉型背后的一系列支撐因素，例如政府在促進經濟轉型中巨大的行為空間。不過，了解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史的人都知道，包括各級政府在內的所有市場參與主體在經濟增長方面已被證明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轉型，如何找到轉型的切入點以及適應經濟轉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這些年來的進展與國家和社會的期望卻有不小的距離。事實上，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提出了要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并初步形成了一個良好的轉型框架；2005年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今后五年的經濟工作的重心內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三個轉變。但正如吳敬璉先生所說，中國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依然強大的舊體制遺產不僅沒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了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GDP增長依然是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標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受到很大壓制。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仍未市場化，而由行政機關定價的或者受行政機關的影響，以壓低要素價格為特征的行政定價，盡管有利于國有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卻導致了價格的扭曲。因為這些約束條件的存在，所以絕大多數地方都沒有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內生技術進步和集約增長的科學發展。
　　如果說，在中國經濟規模和財富蛋糕并不太大的1995年前后，政府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的宏觀經濟目標，還可以適度犧牲轉型時間窗口的話，那么到了今天，當中國GDP登上5萬億美元臺階，且具備較為充裕的物質基礎和較強的社會承受力來支撐轉型的經濟和社會成本之后，發展方式變革就不應僅僅是口頭上的宣誓，而當成為關乎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未來國際分工地位的迫切戰略命題。
　　可以說，全球都在關注并將持續中國這場迄今為止可能是最復雜經濟革命的最終命運。放眼世界經濟發展史，無論是歐美和日本，都沒有今日中國如此復雜的國情，尤其是如此龐大的人口、懸殊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極為復雜的經濟和產業結構。中國還不具備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可在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源的便利條件。而且發端于英國、興盛于美國并以成熟市場經濟為研究對象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促進美歐和日本經濟和產業升級早已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的理論框架，而其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最多只能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中國經濟改革的邏輯起點，是在沒有一整套現成的改革理論指導下漸進式探索，并逐步取得進展的。
　　筆者認為，“十二五”以及后續的發展規劃能否取得預期成效，既需要清晰的路線圖及與之匹配的政策執行力，也有賴于所有參與主體從戰略高度上重視此次轉型的國家意義和世界意義。而要確保成功轉型，除了凝聚各界智慧的頂層設計和相關的制度安排之外，也需要各層級的政策執行者全面升級發展思維。
　　欣慰的是，“十二五”規劃《建議》給出了較為清晰的轉型路線圖，但如何讓長期受制于傳統增長模式路徑依賴的各級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實貫徹這張路線圖，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經濟戰略轉型涉及的不僅僅是增長模式，還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設和改革。例如，要盡快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確立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從各國政府改革的歷程來看，約束政府的行為，往往說易行難。此外，伴隨經濟轉型過程，還要有相應的產業革命為支撐，中國如不能提升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環節的地位，顯著提高國內消費者收入亦是一句空話。至于適應經濟轉型所需要的政績考核制度、社會保障體制、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產市場秩序清理和相關改革等等，無一不需要決策層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決心和前瞻性的改革措施。當然，這同樣也離不開作為政策落實層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級發展思維，特別是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非合作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