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增稅成為政府調控的主要手段，股市虛火，調高印花稅，樓市有病，增加契稅，甚至準備出臺房產稅或物業稅。在一些城市，一方面，政府賣地頻頻賣出天價，政府收個盆滿缽滿；另一方面，政府又繼續收高額的契稅等稅費。
　　政府增稅，那是出自于政績工程與權力擴張的沖動，增稅對政府來說多多益善。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許多地方的人大代表也與政府一樣，同聲出氣，也異常亢奮地呼吁增稅：在北京、山東、浙江的兩會上，代表、委員建議開征物業稅以抑制房價；在上海的兩會上，有人建議開征“綠稅”以保護受到污染威脅的崇明島；甘肅兩會上更有人提案要求開征氣候變化稅、能源稅、碳稅、碳排放基金、碳信托交易基金；北京市人大也向中央提出了開征機動車環境稅的建議。
　　稅收與民眾財富增長呈此消彼長的關系，稅收增加得越多，民眾腰包的錢就越少。稅收不是不要征，但是，絕對不是越多越好。合理的稅收要考慮到調節貧富差距，要讓高收入者負擔相對多一些，而不是低收入者也承受相同的稅負；稅收也要考慮到以最少的錢做最好的公共服務，不是稅收得越多越好；運用稅收杠桿進行市場調控時，也必須考慮到是否還有其他有效的手段進行調控。
　　作為人大代表，不但不應鼓吹增稅，更應當是監督和警惕政府增稅的沖動，要防范政府那雙“總想從老百姓腰包里掏錢”的手。“不要總想從老百姓腰包里掏錢”不應該是溫孚江委員一人的聲音，更應當成為全體代表和委員的共識。在滿足公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決策權”成為潮流的今天，代表、委員不僅僅是要審查政府的預決算，管住政府花錢的沖動，也要審查各種收稅的法律、法規，管住政府收錢的沖動。
　　可惜，今天敢于說出“不要總想從老百姓腰包里掏錢”并付諸行動的代表、委員并不多，相當多的代表、委員在法律、法規審議上的發言更像是為政府背書，給政府的行為進行辯護，說到底，就是代表、委員中官員居多，還是在為他們自身利益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