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日北京正式實施“一個家庭只能新購一套商品住房”的樓市新政以來，“限購令”就成為許多地方政府調控樓市的手段。日前，隨著大連住房限購令的出爐，全國已有十四個城市競相效仿，出臺了各地不同版本的“限購令”。
　　盡管在具體的實施細則上有所差別，但通過“限購”的行政干預調控樓市的思路，似乎已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只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地方的房價未見明顯松動，反而滋生出離婚潮、退房糾紛等諸多社會問題，“有錢想買房的那就假離婚吧，可買兩套；假如兒子滿18了，和他斷絕父子關系，可以買三套了！”
　　毫無疑問，限購令的初衷是為了有效打擊愈演愈烈的炒房熱潮，適時給房價降溫，但這種政策所帶來的社會后果以及本身的正當性，卻值得好好推敲。這種針對契約自由的行政限購手段，本質上是有違現代市場原理與法治精神的。
　　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自由乃是市場運行規則的基本前提，它排斥對市場主體的合法交易行為進行不當干預。這一點，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等都有明確規定，如《合同法》第4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政府出于調控樓市的意圖，可以從宏觀上對貸款利率進行調整或限制，但不宜直接限制公民購房的自由權利。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制定交易指標，限制市場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交易，與市場經濟的契約自由法則完全相悖。
　　不僅如此，樓市“限購令”還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對地方政府的依法行政形成直接挑戰。“限購令”的主要依據，是2010年4月17日的“新國十條”，而各地出臺的政策也基本上不具備法規屬性。在沒有國家法律法規的明示下，地方政府出臺叫停民事合同交易的“限購令”，明顯違反了現代民事法律精神，有的還涉嫌對購房者身份和居住地域的歧視。
　　或許從眼前看，這種以犧牲市場規則和法治原則為代價的行政干預，能夠獲取一定的平抑房價效果；但它最多只能暫時抑制住公民的購買需求，并不能從根本上均衡樓市供需關系。因此，常態化的樓市調控，必須回歸到市場與法治的軌道上來，鏟除房價虛高的種種“腐敗成本”，大力建設保障性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