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黃事件”發生后，特別是宜黃某官員“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自辨奇文在網上引起轟動以來，輿論幾乎“一邊倒”地譴責強拆，這是理所當然的。不過如何準確理解《物權法》，如何正確處理公共利益與私人權益的關系，如何用理性的辦法來解決矛盾，大家談得比較少。法學家江平教授的這篇文章不是專談“宜黃事件”的，但所談內容卻與此不謀而合，我們摘發其中相關觀點，作為從另一個側面看問題的一種啟示。
　　——編者

　　2007年3月，重慶發生了“最牛釘子戶”事件。對于這起拆遷紛爭，我與輿論的主流觀點并不一致。
　　我想，當時的社會輿論有一種誤區，就是將私有財產權絕對化，那是對《物權法》的曲解。
　　根據《物權法》的規定，因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公民的私有財產進行征收，給予合理補償。具體補償的標準，地方政府也有相應的規定。但補償是否合理，也不能完全由個人說了算。
　　任何征收行為都是由行政權力來行使的。如果財產所有人認為征收的補償不公正、不合理，認為行政機關在權力行使的過程中存在著不公正或者程序違法，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如果起訴后，法院判決認為仍然應當拆遷，那么我認為應當執行法院的判決，至少在目前的體制下沒有其他的辦法。
　　目前，社會輿論有一種誤區，就是將私有財產權絕對化，如果大家都認為我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能拆我的房子，那是對《物權法》的曲解。
　　任何社會，都需要有一個基本的秩序，需要用一種理性的辦法來解決矛盾。在重慶“釘子戶”事件中，人們被政府野蠻拆遷行為的照片激怒了，從而把憤怒行為導向那種斷水、斷電、斷交通的行為，而忽略了“釘子戶”是否有充分依據抗拒拆遷。
　　當然，目前我國在行政訴訟中，抽象行政行為不能起訴，而各地政府制定的拆遷補償標準，正是被視為抽象行政行為而不能起訴。應當說，我們目前還缺少一個東西，根據法律規定，政府在拆遷的時候，如果財產所有認為不合理，也只能針對具體行政行為起訴，而不能針對抽象行政行為。當政府制定一個有關拆遷補償標準的規定，被認為不合理，這被認為是抽象行政行為，不是針對具體的某個人，而是針對所有公民的拆遷補償辦法，法院對這種起訴一般不會受理，即使受理也會駁回訴訟請求。因此，法院在拆遷案件的判決中，只是判決是否強制拆遷，并沒有解決補償是否合理，更沒有去審查政府制定的補償規定是否公平合理。
　　此外，圍繞拆遷問題，對于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商業利益，社會各界爭議較大。
　　20世紀20年代，美國修建帝國大廈時，很多商戶要被拆掉。當時，這些商戶就提出，修建帝國大廈是商業利益行為，我們私人商戶也是商業利益，憑什么我們小商戶要給大商戶作出犧牲？后來經過討論，還是傾向性地認為帝國大廈是當時最高的建筑，代表美國的形象，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理解為公共利益。
　　我們在制定《物權法》的時候，對于什么是公共利益，最初是想采取列舉的辦法，但后來還是沒有列舉。因為一旦列舉，等于作繭自縛。這個問題很難一概而論，不能說只要具有營利性質，就一律認為是商業利益。
　　《物權法》實施以后，也不是所有的問題就都徹底解決了，因為《物權法》并沒有列舉哪些是公共利益，哪些是商業利益。這提醒我們，《物權法》頒布施行之后，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還需要相關法律予以完善。
　　總之，我對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的觀點，并不像輿論主流一樣，一邊倒地偏向當事人。
　　我想，該保護的也保護了，當事人該申訴的申訴了，救濟手段已經窮盡，那么，對法院已經下達裁定，就要按法院裁定執行，最終還是要有公權力的行使。如果法院已作裁決，就要執行，要尊重法院，抵制或不服從是不行的，除非法院撤銷裁決。在世界任何國家，法院的最后判決和裁決都是不可動搖的，這是最高權威，否則就不是法治社會了。
　　（摘自即將出版的《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江平口述 陳夏紅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