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黃強拆自焚事件發(fā)生整整一個月以后，撫州市委決定免去邱建國、蘇建國的職務。這兩位宜黃強人此前分任該縣縣委書記和縣委副書記、縣長要職。這次免職事件再一次把有深遠歷史影響的宜黃事件推向第二個高潮。與第一次風波不同的是，宜黃問責贏得了廣泛的贊許。這樣的反應代表了此類事件的“中國式寬容”：盡管因公權(quán)濫用造成嚴重傷民后果，輿論大嘩，但一旦得到組織程序性的責任追究，不管追究到什么程度，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修復了被傷害的民意。滿足如此容易，一是因為民意對政府的批評監(jiān)督帶有很大的善意，不愿讓承擔社會管理責任的政府太難堪；二是長期以來，因管理沖突而發(fā)生的官民糾紛，板子打在官者身上的微乎其微(拆遷糾紛尤是)。這樣的寬容多數(shù)時候有利于和緩社會矛盾，使社會趨于理性，但有時候也造成忍讓和退縮，使問責走過場，讓戴罪之身的去職官員咸魚翻身，甚而至于助長被問責事件的反彈。
　　眼下，宜黃事件就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反撲”。
　　近日，宜黃縣政府一位官員投書媒體，對強拆自焚事件中的政府責任進行辯解，認為強拆推動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而城市化發(fā)展帶來了“嶄新的中國”；指責媒體主觀臆斷，“筆桿子殺人”。這種言論有很大的迷惑性，代表了包括被免職官員在內(nèi)的一些地方政府負責人對宜黃問責的不滿。當然，出現(xiàn)這種與上級處理結(jié)果截然相反的論調(diào)，與問責事件本身的缺陷是有關聯(lián)的。
　　12日晚，央視新聞1+1欄目播出專家訪談，對宜黃問責的缺憾或者說疑點，做出清醒的反思。節(jié)目認為，宜黃問責既沒有對書記縣長的免職原因作交代，更沒有對強拆自焚事件的責任真相有任何說法。這樣的問責“語焉不詳”，必然帶來公眾和被處分干部的困惑。因為在事發(fā)之后不久，撫州市委曾經(jīng)向新華社遞送過一個稿子，當時市委的意見認為在整個拆遷過程中并沒有非法的地方。既然上級當時認為“沒有非法”，現(xiàn)在決定中也沒有“錯在哪里”，那如此嚴厲的罷官就可能讓被處分官員有“當了替罪羊”似的悲壯，讓公眾覺得“與其說是鐘家的勝利，不如說是記者的勝利”。
　　在這樣的氛圍中，出現(xiàn)為宜黃自焚事件、為當?shù)芈漶R的官員“鳴冤叫屈”，對自焚者的“自作自受”不寄予絲毫同情的“官員自白書”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我們當然不能過于苛求剛剛在拆遷領域“祭刀”的宜黃問責。比之其他一些地區(qū)的強拆傷民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的現(xiàn)狀，宜黃上級組織的用心顯然是百姓樂見的，真如學者所言“雖不具歷史意義但有著風向標價值”。但是，我們絕不能滿足一時的痛快。如果宜黃問責就這么“語焉不詳”地演變成一場危機公關，一次技術切割，而不在執(zhí)政的思想和價值層面做徹底的撥亂反正，那么，“強拆紅與黑”的爭論，不僅將繼續(xù)在基層一級干部中引起治理思維的混亂、迷茫，而且還會葬送此前因宜黃事件而積累起來的公民覺醒。
　　“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這種言辭讓我們懷疑是不是出自一位政府官員的口中，因為這和中央一貫倡導的“權(quán)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和諧社會建設理念根本上就是背道而馳的。這種畸形的執(zhí)政理念和發(fā)展觀，值得我們深思，值得我們警惕。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民主法治思想的普及，民眾對權(quán)利的主張和維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這種進步是社會本質(zhì)的進步，理應受到包括法制、政策、理念、道義等社會規(guī)范在內(nèi)的文明體系所接納和尊重。再像過去一樣無視公民個人權(quán)利，隨意侵犯私有財產(chǎn)，不僅是執(zhí)政權(quán)的濫用，也是公權(quán)力對國家法治秩序的破壞。這樣的破壞一而再再而三，你來一下我來一下，不要說建設新中國，現(xiàn)有的國家大業(yè)也會給折騰完的。
　　不要以為宜黃官員上書叫屈只是個人行為、個體思維，它的背后，藏匿著以權(quán)力體系為代表的一些地方主政官員傲視民權(quán)抗爭、迷信強權(quán)管治的強政思想。這種思維不除，宜黃強拆、宜黃悲劇還會重演。這種思維不除，給我們帶來積極訊息的宜黃問責效應也會如過眼云煙、曇花一現(xiàn)。
　　但是，看看宜黃問責的“欲說還休”，宜黃官員的“反戈一擊”，我們更加清醒地體味到，建設公平正義的法治社會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