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命不賤，不到萬不得已，豈會以命相爭!說到底，還是一些官員缺乏基本的人文理念和尊重生命的意識。
　　宜黃強拆自焚事件，正進入理性的交鋒。一個自稱宜黃官員的人，以“慧昌”為署名寫了一篇《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宏文，大談“強拆推動城市化”。
　　此人所表達的“強拆”邏輯，在一些官員身上有一定的普遍性。地方要發展，城市化要推進，基層政府和官員擔子很重。你只要實際一干起來，就知道事情有多復雜，推進工作有多么難。不搞點強制手段，工作就推不動，就停滯，這還怎么干？還有什么新氣象、新變化？哪來城市化？
　　這是一種典型的官員開展工作的思維，都只是從官員的角度考慮問題。按照這種邏輯，百姓也有一番道理。官員道理與百姓道理就必然要發生碰撞，誰也說服不了誰，解決問題還怎能商量著來？極端強拆事件，正是這兩個道理碰撞的必然結果。官員有權，百姓有命，彼此激烈對抗，必然導致矛盾沖突不斷，又哪有國家的發展，何來一個“嶄新的中國”，何解“權為民所賦”!
　　縱觀一些地方官員通過強拆推動城市化，根本上都未走出官員的“政績門”。城市化也好，地方經濟發展也罷，乃至打著為公共利益著想的旗號，其實際考慮的都是官員自身的政績。不必諱言，官員都有正當的政績訴求，不求政績當官干什么？問題是為了政績就可以不顧一切嗎？就可以漠視百姓的利益和生命嗎？難道政績不應該是而且只應該是百姓生活的幸福、社會的安寧和諧嗎？只有GDP，只有看得見的高樓大廈才是過得硬的政績？
　　就算有些官員搞強拆，真的不是為了自個兒的政績，而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著想，那也必須走過“利益門”。拆遷說到底，就是在博弈中調整利益。即使是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漠視少數人的利益，也必須把各方利益公平公正地調整好。即使個別拆遷戶“人心不足蛇吞象”，漫天要價，你也不能用強拆剝奪他的正當權益。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一些地方官員非此即彼的思維，使拆遷中的利益博弈充滿了對抗和暴力。如果找到第三種方案，這種利益博弈往往就能找到雙方的平衡點。比如，官員覺得拆遷戶是無理要求，大可以為其“讓道”，哪怕是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也要尊重對方的權利。那么，這種思路下的利益博弈就必定充滿理性。
　　一意孤行搞強拆而出人命的官員，都未走過尊重、呵護百姓的“生命門”。不管公共利益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不管對方漫天要價多么無理，百姓若以命相爭，難道就不值得搞強拆的官員警醒？難道他真的只是“人心不足”？難道就不值得官員重新考慮工作思路？百姓的命不賤，不到萬不得已，豈會以命相爭!說到底，還是一些官員缺乏基本的人文理念和尊重生命的意識。
　　不經過這“三重門”的強拆，必成中國發展的大障礙。經歷這“三重門”的城市化，才是民眾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