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在貨幣總量與經濟增長匹配的情況下，經濟中一個產品的價格上漲，都會出現其他產品價格的下跌。在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總量與實際貨幣需求時常會出現不平衡，貨幣總量的供給超過需求就會出現價格的普遍上漲。
　　其次，工資的提升應該由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決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環境下，邊際產品的價值由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和工資決定，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下降了相當于勞動生產率提升了，工資也就提升。
　　在勞動力無過剩的二元經濟體中，制造業和農業均需要勞動力投入，但一個國家的勞動力數量有限，在勞動力市場平衡時，制造業和農業的每位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和名義工資均相等。當制造業部門勞動生產率上升時，實際工資上升，工廠經理會以高于原來名義工資的水平從農業部門招募勞動力，勞動者名義工資均普遍上升。由于產品價格不變，所以實際工資也普遍上升。
　　如果農業勞動力出現過剩，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就不會導致農業勞動力工資的上漲，原因是工廠經理并不需要提升工資就可以招募到所需的勞動者。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的工資并不會提升，產品價格也不發生變化。這個階段，也是發生工資上漲速度低于勞動生產率上漲速度的階段，體現在收入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不斷走低。
　　在貨幣供給不過度的前提下，超出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那部分勞動力成本（主要是工資）上升不會導致通脹，反而會導致經濟萎縮。這一點就如同金本位制下經濟規律。中國目前正處于如同60年代日本推行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市場一些機構會不自然地覺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就導致了通脹的發生，因為日本就發生過。
　　60年代的日本，在戰后高速增長十五年之后，遇到了“劉易斯拐點”。1960年池田首相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內容是在1961年至1970年將維持平均7.2%的年增長率，實際國民收入提高1倍。后來1961年成立的《農業基本法》主要目標為“提高農業生產率，消除其與其他產業的差距，并使農業勞動者增加收入，過上與從事其他產業不相上下的生活”。其后幾年里勞動者收入不斷上升，名義工資增長率超過實際工資增長率，超出的部分就是通脹率，而名義工資增長率來自于較低的資金成本、低稅率和政府對于米價的高額補貼。日本的六七十年代存款利率一直低于通脹水平，同時日本政府購買大米的價格也不斷大幅攀升，投入到農林畜牧業的財政投入增速在60年代前幾年一直維持在20%以上。在財政支出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日本M2出現超發現象，導致了從1960年開始消費物價以每年5%的幅度持續上升。
　　80年代的中國，糧食補貼也導致了通脹的發生。對于1980年的高通脹（年增7.5%），我們可以看出1979年的政府收購價格大幅提升、財政支出大幅增加、財政赤字異常上升是主要原因，財政支出514.69億中支農建設大概有90億，而糧棉油價格補貼當年為79.2億。因此可以看出價格補貼導致的財政支出增加，同樣導致貨幣超發，引起1980年高通脹。同樣的事情發生在1984-1985年和1987-1989年，在1984年和1987年物價比較穩定的時期，貨幣供給已經從1984年開始大幅提升，雖然到1988年期間供給增速不斷下降，但1984-1986年的供給增速依然在25%以上。大量的貨幣供給，再加上糧食收購價格的上升，引發通貨膨脹。
　　歷史上也發生過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年份，比如2005年和2006年的煤氣、電費、租金上漲等，但通脹是否被推高顯然一目了然。總之，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否導致通脹，只能到貨幣供給中去找答案。長期看，如果政府實行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那么減稅以及糧食價格提升都無法避免的，通脹也不可避免。短期看，目前外圍主要經濟體均再次實行了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流動性泛濫必然會流入國內，同時M2增速不低，貨幣供給的上行風險大于下行。因此控制貨幣供給已是控制通脹的不可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