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幼稚的想法是征收房產稅為抑制房價。這種幼稚思維，在連續(xù)八年的宏調中表現(xiàn)的特別明顯。為了抑制房價這個大目標，各種不合理不合情的政策法規(guī)措施，能夠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可惜的是那些最終接單的終端消費者，自己把自己煮了還不自知。很好，為國家財政做貢獻，加大財政開支你還很樂見。公務員們很贊美這樣的百姓。
最新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土地市場表現(xiàn)火爆，30個大中城市累計賣地8922.85億元，與去年同期的5292.48億元相比，增長了68.59%，而增幅超過100%的就有14個城市。在各城市中，又以上海土地出讓收入最多，達到1140.97億元，同比增長64%。由于此前的房地產調控政策直指房地產市場過熱的一線城市，加之一線城市土地供應比較充分，前三個季度里，二、三線城市市場的活躍指數(shù)高于一線城市，其中，長沙以土地成交金額同比增幅411%，位居增幅榜首位，福州也以329%的增幅摘得增幅榜榜眼之位。
然而，大幅增加的土地出讓收入，對應的卻是土地供應計劃完成情況極為不樂觀。中原地產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9月初，北京市僅完成全年2500公頃供地計劃的26%。上海完成全年計劃的74%，廣州和深圳分別完成全年計劃的18%和33%。
實際這代表著房地產開發(fā)源頭——作為原料的土地，價格一直穩(wěn)定增長。但是即使是現(xiàn)在過高的土地出讓價格，也掩蓋了土地收儲環(huán)節(jié)的不合理。
9月1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夏季達沃斯論壇回答城鎮(zhèn)化問題時直言，土地問題根本上與制度有關，農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現(xiàn)有的財稅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著“土地財政”的現(xiàn)象。這造成一手從農民那里廉價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價賣給開發(fā)商。他明確表示，必須從制度上解決這些問題。（9月17日《新京報》）
追求土地財政的高額，在地方政府是不可能輕易放棄的。但是，我們也該看到，由于拍賣制度的存在，土地價格信息混亂，致使征地與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標準無法可依。標準的混亂與被征地拆遷者錯誤的土地價格認知也有很大關系。比如，一級開發(fā)成本中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安置只占大約一半左右。但是，被拆遷者認可的標準一般參考土地拍賣價。也就是說本次拍賣價格出來之后，拆遷標準直接上漲到拍賣價格的水平，但是，管網(wǎng)配套設施建設與開發(fā)過程中的所有成本稅費，占比50%，只好直接加入到了土地收購成本。理論上，拍賣底價上漲一倍。至于溢價率，也就此無意義了。
土地成本不能抑制的情況下，奢談房價下降是沒有道理的。
至于房產稅，實際是在土地出讓凈收益大幅縮減的情況下，財政收入增長壓力巨大所致。說到底，我們最大的問題在于非市場環(huán)境下的財政體系的逐漸龐大，我們養(yǎng)了多少人？養(yǎng)了多少閑人？繼續(xù)堅持所謂的調控，加大行政成本是必然的。
中國本來就是特殊的官本位思維，這也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只能是源于官本位思維，這種文化不改變，很難避免腐敗的蔓延。這種文化傳承也就導致了目前政改的艱難。
只有完全市場化，才能解決財政問題。這早已是中國加入世貿之前的共識。只是，我們選擇了違背世貿承諾，達到保護民族企業(yè)的目的，結果轉變?yōu)槲覀冄壑械摹皣M民退”。
調控方式的過度細化，帶來的一定是行政成本的過度高昂。比如我們堅持的空置率調查，幾乎要求我們的行政機關每月搞一次人口普查。否則如何保障數(shù)據(jù)的準確？那么，這部分成本建保障房不好嗎？
房產稅的實質是增稅。而買方市場的條件下，增加的稅收承擔者只能是終端消費者。至于投資投機人群，不可能為了囤積而囤積。而二套房及以上，實際是市場租賃的主力。沒有大量上市的租賃房，租價上漲將極為迅猛。我們預計租價將隨著限購令的普遍實施而加速上漲。租售比也將逐漸向歐美水平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