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接連兩次的樓市調控政策凸顯了政府穩定房價、體恤民生的決心,令人甚感欣慰。但欣慰之余,我們也不應忘記思考如下問題:為什么我國使用了最嚴厲的調控政策,卻依然潑不冷滾燙的樓市?為什么許多國家基本沒有調控,但房價卻波瀾不驚,不能成為投機家的樂園?為什么房價上漲的沖動始終存在,稍不留意它就會像魔鬼一樣跳出潘多拉盒子?為什么中國經濟始終糾結于樓市? 城市化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客觀趨勢,但一味的大城市化卻是一個危險的歧途,這其實就是刺激購房剛性需求不斷滋生的溫床。當前,我國大城市化現象愈演愈烈,大城市往往利用自己先天的文化、經濟、政治等天時地利條件,與中小城市爭奪優勢資源,不管是基礎能源產業,還是制造業、服務業,統統不放過,自己留下肥肉,只讓中小城市喝湯。結果,大城市的產業“大而全”,致使人口爆炸式增長,教育、土地、醫療等資源非常緊張。 以汽車產業為例,美國只有一個汽車城,但在中國,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沈陽、成都、武漢、南京、杭州……哪個大城市沒有汽車產業?哪個大城市不是千人一面?哪個城市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質化大產業的空前集聚,助長了大城市在空間上的迅速膨脹。于是,購房剛性需求就這樣不可遏制地產生了。加之大城市是投資熱土,地價和房價畸高,一經熱炒更是高不可攀,令普通老百姓怨聲鼎沸。 另一方面,大城市房價對中小城市房價又具有標桿意義,前者高則后者高,前者降則后者降。 大城市化在抬高房價的同時,也產生了環境污染、資源緊張、交通擁堵、貧富差距懸殊等頑疾。因此,當務之急是調整城市化方向,防止“大而全”的大城市化,發展有產業特色和文化特色的中小城市。這首先要遏制大城市的投資沖動,需要中央和各地出臺有約束力的產業發展和社會發展規劃。 也許我們可以采取另一種調整城市化方向的做法——讓城市化減速,這既可以降低購房剛性需求,又具有可操作性。我們有必要處理好以下問題:在這個農民工都有些稀缺的年代,我們能否在城市里少發展一些低端加工產業?我們能否讓一些本來是種田能手的農民工回歸土地?我們能否讓農民慢慢地城市化,而不是突然間融入城市? 在近似瘋狂的樓市面前,政府當然要進行調控,而且進行三次、四次調控都不為過。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調整城市化方向,遏制房地產市場上的投機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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