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和財富分布差距是怎樣形成的，有一部分是歷史的原因，并且，財富的再收益和積累在時間過程中，出現了馬太效應。
１９７８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當時我們面臨的情況是，平均主義盛行，生產力極不發達，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從導向上黨和政府提出了讓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先富起來的人群中，一部分是通過辛勤勞動、知識技術創新應用、經營管理等方式致富的。如一般勞動者的加班加點，身兼雙職；國有企業和科研單位的技術人員，星期日到鄉鎮企業服務，稱之為“星期日工程師”；一些善于經營的人，從事長途販運，利用不同地區之間商品的價差獲得收入；還有一部分人，承包企業，承包班組，通過經營獲得承包條例規定的收入；一部分個體經營戶，通過生產經營，也獲得了財富的積累。但是，當時的個人所得稅沒有開征，或者開征后征收不嚴。
另一部分人群，則是依靠了當時法律、體制和政策管理方面的不完善，積累了財富。有這樣一些情況：一是倒賣批文，利用事項的審批許可等等，賺取利益，這包括投資項目審批文件、進口和出口配額、某一項目的特別許可等等。二是計劃經濟主導和市場調節期間，利用許多物資和產品的雙軌價格，賺取價差。三是炒買炒賣外匯，通過外匯管制的官方價格與黑市價格差額，賺取利益。四是通過走私、國有企業破產改制、集資謀利等方式，一些人也獲得了巨額的利益。四是土地買賣，利用土地的供需缺口及其升值速度，許多開發商和其他投資商，在地價較低甚至零地價時，從政府手中獲得了土地，通過囤地、改變土地用途、調整容積率等辦法，從中獲得土地和房地產方面的巨大利益。這就是幾年前激烈討論的一部分私營企業資本積累的“原罪”問題。
經濟學除了研究要素組合是怎樣形成財富以外，其另一重要研究內容就是時間經濟。財富是時間與要素的共同作用形成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財富的價格在時間過程中發生變動，而財富價格在不同時間中的變動，使財富又在不同時間投資和擁有財富的居民之間的分配發生變化。一些財富在其積累過程中，隨著時間的進程和價格的上漲，會越積越多。一部分資產在時間過程中，價格是上漲的，價格上漲因素導致財富升值。比如，早年購買的商品住宅，或者是從單位公有住宅改革中低價獲得的住宅，今天，無論是住宅本身價格，還是住宅需要拆遷補償的價格，都大幅度上升了。在北京居住的一居民，１９９７年時，二環周圍的商品住宅一平方米也就４５００元左右，而到了２０１０年，有可能上漲到一平方米４５０００元左右，其１２０平方米的房產，就會從５４萬元，上升到５４０萬元。而２０１０年貸款買房的居民，則不僅需要承受高房價的支出，還需要背負沉重的還本付息負擔。因此，資產的價格變動，也是造成早買住宅等資產的居民與晚買住宅等資產的居民之間收入分配和財富分布差距的重要原因。價格隨著時間的過程升值的資產，除了住宅，還有土地、股票、黃金、鉆石、古玩等等。擁有這些資產越多的居民，其投資的時間越長，隨著價格的變動，其積累的財富就越多。
時間經濟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財富在時間過程中，可以投資和積累，其收益和再投資，使得財富以復利即利滾利的形式快速增長。擁有資產的居民，其中許多人將其用來收益，以積累更多的財富。比如，擁有幾套住宅的居民，將其出租出去，收取租金；將手中的錢投入股票和房產，購買原始股，或者新開發的商品住宅等，獲得溢價收入，在二級股票和房地產市場上跌買漲賣，獲得漲價收入；用積累的財富，進行再投資，興辦工廠，獲得生產、經營和管理收益。總之，財富是可以用來投資收益的，周而復始，會越積越多。
因此，在時間經濟中，財富在人們之間的積累和分布有馬太效應：即越有財富的人群，占有的財富相對會越多；而越沒有錢的人，占有的財富相對會越來越少。貧富兩極變動，除了上述的時間、價格變動和財富的再投資積累原因推動外，還有不同收入人群子女接受的教育及教育形成的能力差別，不同代際之間對財富和貧窮的各自繼承，獲得財富的人脈資源關系的延續，社會地位與工作等機會的獲得等等，也是馬太效應趨強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