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結構調整的政策實施，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勢頭出現了下降跡象。筆者以為，此時要格外注意“政策的疊加效應”。就各項措施單個來看，抑制樓市泡沫、人民幣匯率升值、收縮銀行信貸、清理地方債、強制實施國家節能減排指標、關閉清理產能過剩企業、下調出口退稅等等，對結構調整都有其積極意義。但是，若沒有“增長”這一大環境的保證，政策疊加后的效果可能事與愿違，結構調整或將變得越來越難。
東歐大刀闊斧地市場改革的失敗和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的結構調整至今為止都沒有見效的諸多案例，都在闡述一個共同的原因：因為經濟增長不斷下滑，市場改變了對未來投資和消費狀況的樂觀預期，而不斷強化的悲觀情緒和由此產生的“保守”的行為，讓“結構調整”無法產生當初所期待的“經濟效益”。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現在捍衛自由貿易理念，堅持“內需和外需兩條腿走路”，就是在為結構調整贏得寶貴的時間！也就是說，通過打開出口的局面以控制由于內需不足導致增長下滑的趨勢，從而為我們完成“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和由此帶來的不斷提高的市場消費動力提供堅實的基礎。依據這樣的判斷，那種因為要緩解美國對人民幣升值不斷施壓的局面，中國會率先加息、會讓人民幣大幅升值、甚至會對外開放資本市場等估計，我覺得有些牽強附會。
不能否認，任何一場金融危機過后，都會凸顯金融機構內部風險管理及其外部對其監管不到位的問題。尤其在目前世界經濟進入了全球化階段，金融全球化的速度和深度也隨之加大，部分企業和機構的財務危機很快就會演變成一國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因此，為了保證今后世界經濟健康可持續地發展，巴塞爾協議可能還會不斷修正，對金融機構、尤其是對銀行業的審慎性指標提出了更高的監管要求。
但是，全球一起共同探索“可持續發展”戰略，并不意味著各國政府就此形成了“共識”，如果因為國內經濟“自身難保”而無法參與國際協調的行動(比如今天歐美國家根本沒有意愿去與日本政府一起共同干預外匯市場推高日元)，那抗衡危機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就會不斷降低。于是，海內外基于對金融危機形成機理深刻反省后所提出的很多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良好建議，也只能等到“后危機時代”真正到來時才會付諸行動，才會取得實質性的效果。
由此，我認為，當下的結構調整，不能忽視堅持自由貿易和節能減排的理念“共同并舉”的重要性，不能忽視結構調整和“新的增長點”相輔相成的關系建立，如果只“破”不“立”，只“堵”不“疏”，那么，中國經濟的市場活力就會在盲目的“結構調整”中逐漸消失。
至于目前消費者物價水平上升所帶來的銀行“負利率”問題，不能簡單地通過“加息”來解決。即使“不對稱加息”，在現階段也是弊多利少。其理由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首先，盡管流動性過剩問題時隱時現，但至今為止我們的實體經濟發展還沒有找到能徹底擺脫危機干擾并能保證可持續發展的繁榮模式。所以，現在加息、“一刀切”地去增加企業資金成本，收縮流動性，有可能非但沒有徹底解決負利率問題，反而導致銀行原來用于產業投資的資本不斷轉向為了平衡融資成本而可能實現高收益的金融資本。因此，中小企業融資會變得更加困難。也就是說，實體經濟的活力如果沒有提振起來，加大貨幣政策的收縮力度和金融監管強度，最多也只會將房地產市場的流動性“趕到”其他金融監管覆蓋不到的高風險投資渠道而已，資產泡沫形成的根源無法消除。從某種意義上說，增加糧食供給和打擊囤積糧食的投機行為，要比加息政策效果好得多，副作用也少得多。
其次，加息已被市場認為是政府所釋放的一個明確的“退市”信號。如果此時本國經濟市場活力還沒有完全形成，誰都不能保證政府的退市可以讓市場繼續保持經濟高增長的格局。不難想象，在中國進場的熱錢和產業“閑錢”因為加息都有可能會更進一步轉向短期套利的投機行為中，這反而更加會帶來人民幣增值的壓力，會更加影響結構調整還沒有到位的中國實體經濟的復蘇進程。
第三，現在銀信中間業務叫停了，房貸又在大力整頓，地方債也不能再支持了，信用卡業務更是在收縮。結構調整讓貸款整體規模出現下降態勢，“攬儲”包裝財務的行為也在受到強有力監管。再加上審慎性監管的要求隨著新巴塞爾協議的出爐會變得更加嚴格，如果只加“存款利率”，那么銀行就可能“無路可走”了。與其他發達國家不同，中國銀行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舉足輕重，讓銀行來承擔全部成本會危及國家的金融安全。
當然，當下歐美經濟的發展態勢與亞洲不同：在美歐，核心通貨膨脹率尚未大幅上升，通縮仍是他們擔心的主要問題。而東亞各國，比如韓國、印度、泰國、印尼的通脹和資產價值都在大幅上漲，韓國和印度不得不率先加息。中國政府“不加息”，選擇信貸管理和直接平抑物價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今后，在越來越開放的經濟環境下，抗通脹和抑制資產泡沫的努力將是我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不管怎樣講，中國政府目前的選擇依然會是以數量調整為主，然后，在適當時候會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以增加游資的換匯成本和減少輸入型通脹的壓力。最后，在經濟結構調整基本到位的情況下，才會上調利率，釋放退市信號——當然時機選擇最好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同步，以減少中國單方面退市所帶來的不可估量的成本和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