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周三終于“忍無可忍”，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放出了將近1萬億的日元，成功地干預了毫無“心理準備”的外匯市場，從而扭轉了日元兌美元匯率連續升值的格局，迎來了股市久違的大幅上揚的態勢。日本政府之所以不顧以往單邊干預屢屢失敗的教訓，現在采取了“豁出去”的行為，除了意識到當前日元升值不是一個短暫的現象，會嚴重干擾自己為日本經濟復蘇所做的一切努力，而且，也清晰地認識到：盡管任何國家的本幣升值都是一把“雙刃劍”，不利于出口卻有利于進口，但是，今天日本經濟活力的恢復根本不在于處于“老齡化、少子化”社會中的有限的消費群體，而是很大程度上要靠日益精益求精、發展壯大的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可現在世界經濟整體的消費能力已經在美國金融危機的摧殘下大大的下滑，也就是說，企業任何微弱的價格上升都可能會讓一大批的消費群體放棄購買，如果不及時干預匯市，那么，日本經濟通縮的情況就會變得越來越糟。
當然，今天日本政府一改常態的做法還有一層理由就是當局想向國內外展示這一屆民主黨當權的政治影響力：對國內大眾而言，從政府非“常規”的做法中，讓民眾看到這屆政府改變經濟衰退現狀的勇氣和明確的行動，從而提振市場長期以來低迷的信心，周三日經指數大幅上揚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對國外市場而言，日本政府想打破市場的慣性思路，通過“突發性”單邊大規模的干預，引起市場的震動，從而分散市場共同投機的能量，獲取出奇制勝的干預效果。即使干預效果不大，也向世界釋放了日本政府對日元升值“強烈不滿”的態度，為今后進一步讓投資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出臺做好了最有力的“鋪墊”。比如，今后可能為了防止日元繼續升值，會控制外資對日元的需求，包括反對中國政府正當購買日債的行為等。如果這次干預真能大獲成功，那么日本政府就會迎來盼望已久的干預匯市的能力和市場威信，即今后日本政府遇到日元大幅升值的時候，可能不需動用大批財力，只要通過口頭干預，就可以靠自己建立起來的威信給市場增添不確定性，從而削弱今后日元需求“一邊倒”的尷尬局面。
那么，今天日本政府動用價值約200億美元的日元“偷襲”外匯市場，雖然取得了暫時性出奇不意的效果，但能否抵擋住今后國際金融市場上每天僅僅用于日元交易就高達5680億美元資金的沖擊呢（不包括其他幣種；事實上，在整個世界，每天外匯市場的成交量高達4萬億美元!）0？從過去單邊干預的經驗來看，勝出的概率非常微小。理由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今天國際金融資本因為在歐美失去了獲利的機會(因為它們的經濟依然十分低迷)而大舉壓進了儲蓄高、貿易順差大的亞洲地區，而日元在這一個區域的國際地位相對來講要比這個區域的其它各國都“高”，對無處可走的“游資”和尋求避風港的“閑資”而言，持有日元及其資產更為安全。何況近來很多追求高收益的資本都讓亞洲國家的很多貨幣出現了大幅升值的趨勢，韓國和印度也因為本國“流動性過�！睂ν浐唾Y產泡沫帶來的威脅而率先加了息。所以，日本政府目前“逆勢而為”，不可能出現像美國對沖基金年初“順勢而為”、做空歐元的狀況——取得市場的“共鳴”，產生大規模的羊群效應，從而獲取日元大幅貶值的效果。除非今天各國政府形成了共識，采取了多邊同向的干預——即“做多”美元，那么，才會真正遏制包括日元在內的亞洲貨幣增值的壓力。
其次，日本政府在歷史上單邊干預成功的經驗不多，所以，一旦市場認為日本政府堅持不了逆勢而為的行動，那么，反而這次干預失敗告終的結果或者預期，會招惹日后國際金融市場投機力量，形成更大的合力卷土重來的格局，那時日本政府再采取干預策略所需要的財力就遠遠要比現在抗衡無備應戰的國際資本所投入的資金大得多。更何況那時日本政府解決其它棘手的內憂外患所需要的財力和精力就會為此而被分散。振興經濟的戰略就可能退化成與外匯市場博弈的僵局，到那時即使取得了最后的干預效果也是事倍功半。另一方面，現在各國還沒有擺脫危機纏繞的陰影，還沒有形成由新的增長點所支撐的結構調整帶來的良好經濟基本面的情況下，所以，日本想要獲得“美、歐、中”等大國的配合“作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三，日本政府首先出手干預匯市，保護自己的出口產業，很容易引起亞洲其他制造業為主國家的“共鳴”和效仿，如果一旦亞洲各國形成了“貶值”的競爭游戲，那么，日本受到來自歐美的外部政治壓力就會越來越大。國際投機資本也會借助這種政治壓力，蠢蠢而動，做多日元的投機行為就會愈演愈烈。除非日本政府速戰速決，而且大獲成功，否則，政治孤立的長期作戰會讓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的泥潭里陷得越來越深。所以，這次干預成功與否不僅是取決于日本政府的膽略，更取決于日本政府干預市場的智慧和技術�？上У氖�，亞洲國家的政府都擅長產業政策而不擅長資本運作。
日本央行這次干預外匯市場的舉動和成敗與否，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的直接影響并不很大，但是，間接影響卻不能小視：第一，從理論上講，我們現在是有管理的一攬子匯率制度，在資本賬戶還能有效管理的前提下，做多人民幣和做空日元的市場內在機制不存在，只是形成的相對國際競爭力可能出現差異，但是，就目前日元在高位水平上的調整，不管效果明顯與否，對人民幣形成直接壓力還是非常有限。第二，亞洲國家“后危機時代”都會處在國際資本凈流入的狀態，因而本幣升值是共同的趨勢，日本政府逆勢而為、“做空”日元的行動實際上也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其它國家對美元增值的壓力。只是擔心其它國家日后也會加入日本貶值政策的大合唱中，那么，這樣事實上就上演了和東亞危機時一樣兩敗俱傷的“貶值競爭游戲”。第三，日本政府“自私的”行動會可能進一步會惹惱今天處在動蕩中的歐美國家，很容易把中國的人民幣問題和日元問題混為一談，而更加不會顧及中國和日本處在一個天壤之別的發展階段上的個性化特征，對中、對日越來越厲害的貿易摩擦和推動本幣匯率市場化的政治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總之，這次日本政府一反常態的外匯市場干預行為，確實給世界經濟又增添了另外一種不確定性。如果這次干預的長期效果很有限，那么，日本經濟告別危機的周期還會拉長，亞洲市場的不確定性也會因此大大增加。因為日本政府的這次逆勢而為的行動，會增加今后日元流動性的泛濫和“套息交易”投機活動的猖獗，這對剛剛進入金融市場開放階段的中國經濟而言，無疑帶來了更大的挑戰。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市場化進程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在今天國際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起伏不定的環境下，在國內結構調整還沒有到位，金融創新和監管能力及效率十分有限的狀況下，千萬不能貿然推進，更不能因為外部政治壓力的強化而輕易斷送中國經濟改革開放30年所積累的成果和今后自身健康發展的前程和活力。日本就是因為失去了匯率的“掌控能力”，而制造業和出口依賴的經濟結構又無法輕易改變，所以，這才讓日本經濟今天在危機面前，會顯得那么束手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