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政協委員楊林川準備寫“炒房入罪”的提案建議，在2011年南京兩會期間提交；方森先生則在財新網撰寫長文《房產當行限購令》，主張在中心城市應長期實施商品住宅限購。
    我想用最簡單、通俗的方式跟兩位先生講講貨幣的本質和價格的常識：貨幣一旦從央行放出來以后，就以固定的量在市場上流通；貨幣總量決定財富的平均價格。不管是投資還是儲蓄，貨幣其實都是在市場上流通的。當你買完一件東西，比如糧食，比如藝術品，比如樓房，“水性楊花”、“見異思遷”的貨幣馬上又靈魂出竅，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因此，貨幣的本質就像流動的水。只有讓它流動，才能造就沃野千里，滋潤億萬人民；不讓它流動，死水一潭，別說魚蝦，微生物都生存不了。貨幣潛伏不動，社會損失最大。就像攔一道大壩，攔死了，不進不出，就成為死水一潭；只進不出，則有可能潰壩。
    對于貨幣的流動現象，張五常先生推崇費雪的《利息理論》，認為儲蓄與投資永遠是一回事。“弗里德曼曾經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一位仁兄花巨資購買了一幅油畫掛在墻上，是消費呢，是儲蓄呢，還是投資？我的答案是三者皆是。把錢存放在銀行是儲蓄，但也是投資，有利息的回報。銀行一定要轉貸出去給其他消費者或投資者才可以不虧蝕。把錢藏在家里，放在床底下，不用，稱作貯藏。這是最接近凱恩斯學派的‘漏失’概念。四十多年前弗里德曼告訴我，不少人奇怪地在家中貯藏著很多鈔票。這種行為，如果只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出現，我會說貪污是原因。”
    從這段話我們也可以得出結論，投資、儲蓄和消費，都是一回事。你把錢存到銀行，如果沒有人從銀行貸款進行消費，銀行就要虧本，社會上大量的貨幣也無法造福人類。而不管是貸款還是直接拿自己剩余的貨幣投資樓市、股市，本質上都是在促進貨幣流動，進而讓它造福社會。炒股的人承擔著漲跌的風險入市，支持了上市公司的發展和就業；炒樓的人同樣承擔著或賺錢或虧本的風險，支持了房地產業和城市化的發展：正是購房者的投資，使開發商有了買地的錢；正是開發商的買地錢、賣樓稅、投資者的買樓稅，使政府能有雄厚的資金支持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城市的繁榮。因此，即使是純粹的炒房者，都為推動城市化作出了正面貢獻。
    而投資者一筆錢花下去，買了樓，那筆錢于是以復雜的形式進入了各種渠道，進入了政府稅收以及與樓市相關的50多個產業，自然也有相當一部分進入了普通勞動者的口袋，提升了他們的上升空間。
    因此，貨幣流動速度越快，越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炒樓入罪、限購之類，其實都是在限制貨幣的流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悖。
    貨幣往往有極其敏銳的觸覺，有一雙輕盈的飛翔的翅膀，能夠精確感知哪里的東西最值得消費——亦即最值得投資。它的這種敏銳性，能夠有效地糾正政府在城市規劃決策過程中的錯失——當下中國城市化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不該城市化或者說很快要衰落乃至消亡的地方過度城市化，導致無數空城、鬼城、爛尾城的出現，而該城市化的地方試圖關門謝客。住房投資的社會取向，其實本應成為政府城市規劃的風向標，但限購和過度打擊投資購房，不利于政府及時看清和調整方向、糾正錯失。
    房價過高，主因是整體上貨幣供應過量而土地供應過少：過去30年間城市人口增加了3.6倍，而同期城市土地供應的增長卻不到1倍，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土地供應嚴重緊張。也就是說，房價高并不是“炒房”的結果，貨幣的“本性”，決定了它必然流向“賺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