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試點的通知》。出口收匯留存境外不僅意味著新政將提高境內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促進貿易便利化，緩解外匯儲備激增壓力，暢通人民幣境外流通，更意味著我國貿易外匯管理制度的重大突破，我國正在探索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戰略路徑轉變。

　　改革開放３０年來，我國對外金融領域發生了重大的角色轉變。隨著我國從資本凈輸入國轉化為凈輸出國，從對外債務國轉化為債權國，我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身份也相應地從籌資者轉化為投資者。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球外匯儲備已增加至８．１萬億美元，中國擁有近２．４萬億美元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與其他發達債權大國的性質不同，我國是典型的“官方債權國”。如果一國的對外投資是以直接投資、私人性質的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為主體，可稱為“私人債權國”；如果一國的對外投資是以儲備資產或官方貸款為主要形式則稱之為“官方債權國”。
　　從更廣義的外匯資產總量來看，截至２００９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３４６０１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為２３９９２億美元，儲備資產占對外金融資產的６９．３％，外匯資產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間外匯資金蓄水池有限。從國際上橫向比較來看，美國官方的外匯儲備雖然只有我國的五分之一，但是美國民間所持有的外匯價值達９萬億美元之巨；日本的官方外匯儲備為１萬多億美元，而日本民間所持有的外匯高達３萬多億美元。
　　官方債權大國帶來了非常大的集中風險管理問題。作為不成熟的新興債權大國，中國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大量貿易順差帶來了貨幣的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從國際投資效率看，我國是負財富效應的債權國，據統計，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資收益凈額多數年份為逆差。投資收益累積逆差額達６０５．５３億美元，造成了國民福利的流失。國際投資頭寸表也顯示，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間，中國對外資產中儲備資產平均占比為６６．７３％，比美國高出６３．５６個百分點；對外負債中，ＦＤＩ占比高達５９．９６％，高出美國５５．２１個百分點。這種不對稱結構的直接結果就是投資收益的重大差異。
　　經濟不斷累積以國際性貨幣持有的外國流動債權，所產生的貨幣不匹配將使國內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難以實現均衡，也使貨幣當局對貨幣和流動性的管理變得更加困難。
　　自１９９４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我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這使我國的基礎貨幣供應被動受制于外匯供求，大大增加了基礎貨幣調控的難度。近年來，外匯占款存量占基礎貨幣存量的比例不斷提高，２００６年已經達到１０８．４９％，而外匯占款增量占基礎貨幣增量的比例，在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３年就超出了１００％，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甚至超過２００％。
　　另一方面，央行還面臨“不可能三角悖論”。在資本跨國流動渠道日益增多的情況下�熖岣呃�率會吸引以套匯、套利或套價為目的的國際投機資本更大規模流入�熯@反過來會加大沖銷壓力。也就是說，在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我們試圖穩定匯率，就必然難以繞開“不可能三角困境”，貨幣政策自主性受到嚴重挑戰。

　　從這個層面上講，同樣是出口和順差大國的日本經驗很值得借鑒。近些年，日本積極推動向“私人債權大國”轉型，日本官方儲備資產只占日本對外資產比重的１７．６％。日本一直執行“藏匯于民”的政策，并為國內居民創建了愿意“藏匯”的外部環境，使個人、企業、銀行愿意根據自己的需要自主持匯、結匯、售匯。１９８０年日本修改《外匯法》，規定外幣存款自由化，外幣借款自由化，允許自由外匯交易。
　　“貿易立國”戰略向“投資立國”戰略轉變。２００５年４月日本內閣經濟財政咨詢會議通過了《２１世紀展望》，首次提出“投資立國”理念，強調日本要充分運用特有的經營資源和先進的生產技術，開展全球性的投資活動，真正走向“投資立國”。２００６年６月，日本經濟產業省發表《通商白皮書》，提出要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在進一步開展全球性投資活動的基礎上，以提高對外資產收益率為中心，改善國際投資的結構和質量，到２０３０年力圖把所得收支盈余對ＧＤＰ的比率提高一倍。為此，日本積極消除對外直接投資的各種障礙，促進直接投資雙向擴大。近５年日本每年海外證券利息收入在５００億美元以上，日本企業的資本利得及海外進賬也極其巨大，所得收支盈余已經成為日本重要的外匯儲備來源。
　　德國也是典型的私人債權國，民間儲備遠遠大于官方儲備，暢通了民間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渠道。“廣場協議后”，德國堅持“以我為主”的匯率政策，出口導向的德國雖然擁有高額貿易順差，卻沒有積累起大量的外匯儲備，究其原因主要是德國堅持“有進有出，雙向平衡”的既定戰略。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各項目的平衡關系，對外金融凈資產恒等于經常項目差額，也恒等于資本和金融項目（包括誤差與遺漏和儲備資產）的差額。德國雖然經常項目有資本流入，但資本項目、金融賬戶都有資本凈流出。從資產與負債的結構上看，德國對外ＦＤＩ大于吸引外資，對外證券投資大于短期資本流入，因此，這不僅保持了國際收支賬戶的總體平衡，也實現了結構的優化。

　　可見，如何改變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結構，真正實現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路徑轉變意義重大。
　　在對外匯儲備結構考察中需要關注四大關系，即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的比例；美元儲備與非美貨幣儲備的比例；流動性高的資產與收益率高的資產的比例；放在美國銀行和分散放在其他國家銀行的儲備資產的比例。這四大比例關系可以概括為：安全性、真實性、流動性、盈利性四原則。
　　在這四大比例關系中，第一位是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的比例。儲備的重點放在民間不僅僅是“藏匯于民”那樣簡單，它首先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儲備水平（是不是真儲備）和匯率水平是否真實。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定價權越來越不依靠政府，只有民間儲備大于官方外匯儲備時，這個國家真正富強了，企業和老百姓敢于持有外匯資產才說明他對本國貨幣更有信心，這個國家的匯率才是真實的。
　　近年來，外匯管理部門在逐步放松對結售匯強制要求的同時，不斷探索構建更有效的制度框架，這表明，我國在政策上已經偏向于引導“藏匯于民”：比如，從對企業的結匯來看，企業外匯收入的留成比重由２０％逐步提高的當前的最高８０％，原有的強制結售匯制度已經基本上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制度。對個人用匯的限額也逐步提高，由２０００美元逐步提高到當前的５萬美元。
　　然而，從現實情況看，外匯管理中依然存在著眾多制約“藏匯于民”的制度障礙。比如，在我國放寬企業和個人持有外匯資金的同時，對外匯資金運用并沒有做到相對應的放松，企業和個人到國外直接投資和直接購買金融產品仍然受到諸多限制，居民可以選擇的外匯投資品種和工具極為有限，且收益率也不高。此外，人民幣持續升值和市場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這種情況下，企業和個人往往將外匯資金視為燙手山芋，一旦取得外匯資金就迅速結匯。
　　因此，需要啟動新一輪外匯管理體制的全面改革，通過新的制度安排促進外匯儲備的結構調整。首先，劃定官方外匯儲備規模。按照外匯儲備功能的多樣性，可以將外匯儲備分為基礎性外匯儲備、戰略性外匯儲備以及收益性外匯儲備三個層次，各個層次均對應不同目標和相應的規模。在制定外匯合理規模的基礎上，將一部分外匯資產從央行的資產負債中移出，形成其他的官方外匯資產和非官方外匯資產；其次，繼續推進強制結售匯制度改革，逐步過渡到比例結售匯制，并最終形成意愿結售匯制；再次，要建立起真正與國際接軌的外匯交易市場體制，引入多層次市場交易主體，豐富本、外幣交易幣種，提供規避外匯風險的對沖工具；最后，構建完整的“走出去”外匯管理促進體系：由國家對外投資向民間對外投資轉變，應該多為“藏匯于民”創造條件，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和購買國外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暢通民間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