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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5 作者：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 夏汛鴿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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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５月７日，《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簡稱“民間投資３６條”
）出臺。從２００２年通過的《中小企業促進法》，到２００５年發布《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經濟３６條”
）、２００９年出臺《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中小企業２９條”
），直到“民間投資３６條”的發布，深刻體現了我國非公經濟政策體系的逐漸成熟，也在體制機制的層面表明我國經濟政策預期的理性趨向。
“非公經濟３６條”曾經強調，積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有利于繁榮城鄉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從政策文件的邏輯上考量，上述“三個有利于”的表述，是在延伸性地闡述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合理內涵；也是在更寬泛地界定、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治國經濟方針的理性預期。
誠然，人們似乎還可以依據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背景，擴大“有利于”
的理論容量，拓展“有利于”的實踐范疇。不過，就“三個有利于”的政策含量與實際效應而言，“繁榮經濟、增加收入、擴大就業、改善生活、優化結構、促進發展”的概括，高度已經不低，容量已經不小。
“民間投資３６條”則沿著歷史與邏輯一致的軌跡，更加旗幟鮮明地宣示，在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也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有利于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有利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有利于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穩固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增加居民收入，拉動國內消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關于上述“四個有利于”的闡述，首先，顯然不宜簡單地從陳述句式的數量增加，來評價“民間投資３６條”重要性的提升。
“內容決定形式”，關鍵在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豐富內涵，需要擴大其“有利于”表述的外延。其次，相對于“非公經濟３６條”的陳述，“民間投資３６條”從文字上“完全保留”的內容只有六個字：“擴大社會就業”。這或許是因為，這六個字由于巨大的社會需求和深刻的社會影響而具有堅實的“政策剛性”，不應當也不可能采取其他替代性表述。再次，雖然完全保留了擴大社會就業的表述，但相應的延伸陳述，“民間投資３６條”顯然比“非公經濟３６條”更簡潔、更嚴謹、更深刻。最后，如眾多專家學者所見所云，“民間投資３６條”堅持在制度創新的高度，把基本經濟制度、混合所有制、市場配置資源、激發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可持續發展等重大理論和政策概念“融為一體”：公平競爭才能共同發展。
從“三個有利于”到“四個有利于”的跨越，無論內涵還是外延，都對非公經濟的作用有了更深刻和更寬泛的界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作為政策文件，“民間投資３６條”展現了全新的邏輯風采。歷史通常會有“類似”發生，但歷史一般不會簡單“重復”。就“類似”而言，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應偏廢；也不宜因為“類似”而懈怠，乃至在實際政策層面發生誤斷和偏差。
就“不會簡單重復”來說，“四個有利于”已經作了十分有力的說明。在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完善經濟體制、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激發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擴大就業、增加收入、拉動消費、促進和諧等諸多領域，相對“三個有利于”的陳述，“四個有利于”無疑絕非簡單重復。其實，有所重復也無大礙，“重復不會使真理受損”，重復經常是一種“螺旋式的上升”。
“非公經濟３６條”對民間投資的表述，或許可以認為，是從“旁觀者”和“局外人”的角度，為非公經濟的市場準入打開了一條“門縫”。“民間投資３６條”則是在全面梳理原有政策和措施的基礎上，從處在民營經濟內部的視角，幫助民營企業全面參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為系統地消除限制民營經濟的“玻璃門”、“天花板”、“彈簧門”現象，“民間投資３６條”特別倡導市場準入標準和優惠扶持政策要公開透明，對各類投資主體同等對待，不得單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
就此而言，“民間投資３６條”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有關民營企業參加興辦金融機構的條款提到，在加強有效監管、促進規范經營、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放寬對金融機構的股比限制。條款在“放寬”的基調上，總體的政策取向是“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顯然，“允許”的內涵其實對“放寬”是有保留的。相對我國目前在多年計劃經濟體制中養成的金融體系，“允許放寬”的承諾缺乏“沖擊力”，恐難以改變業已形成的金融生態。
鑒于國有資本在石油、電信、金融、電力、鐵路等關鍵產業領域已經形成的剛性壟斷，期待既得利益集團主動打破壟斷、真誠攜手民間資本共同發展，尚需時日。如何根本打破“剛性壟斷”、實現公平競爭的良性經濟循環，將繼續寄望于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相互優化資本結構、加強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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