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價格一直在上漲,為什么外商直接投資仍然主要聚集于沿海地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臺灣研究所副所長殷存毅教授告訴記者,勞動力價格不決定產業轉移。
記者:勞動力價格上漲究竟在產業轉移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殷存毅:產業轉移或企業遷移受諸多因素影響,成本只是其中之一。即便從成本角度而言,企業成本又包括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生產成本中,除勞動力成本外,還有水、電、資源、土地等諸多成本。因此,勞動力價格上漲并不是影響產業轉移或企業遷移的決定因素,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因素。
勞動力價格上漲對產業轉移的影響,不僅要分產業來看,還要看該企業在產業中的層次與狀況。比如深圳富士康,它處于信息產業中的加工裝配環節,是高科技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對于這類企業,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影響會很大。
即便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企業也不會僅因為勞動力價格而進行遷移。我們2005年開始對廣東東莞的一項跟蹤調研顯示,除了勞動力成本,企業還很看重遷移中的沉沒成本。比如一個企業在東莞經營了10年,人脈、渠道等各環節經營得很順暢。經營這些網絡資源付出的成本,無法隨企業轉移,到了新的地方還要重新建立。當一個企業算賬,發現遷移成本比勞動力成本上漲還要大,便不會轉移。
此外,產業轉移,尤其是處于產業鏈低端的出口加工型產業的轉移,還受到跨國公司全球布局的影響。例如東莞的高埗鎮,全世界1/5的NIKE鞋都在此生產。隨著當地勞動力價格上漲,這些產能是否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不是當地企業說了算,要看NIKE公司的訂單怎么下。對于NIKE這樣的跨國公司在制定戰略布局時,除了考慮當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外,更看重廣大的中國市場。
根據歷史經驗分析,產業轉移應該是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勞動力成本固然對產業轉移有影響,但是不會像人們預期或想象的那樣,造成中國工業布局在近期內發生空間上的大調整。
記者: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會使大量產業轉移到東南亞等周邊國家嗎?
殷存毅:目前,大陸與上世紀60年代末臺灣的處境有很多類似的地方。當時,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臺灣,本幣升值壓力巨大,資源環境的保護標準不斷提高,而且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的情況下仍然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勞工游行高漲等狀況。恰逢當時,大陸改革開放,臺灣的加工制造業便馬上轉移,像制鞋等產業便從此在臺灣消失。
但是,中國大陸與臺灣等“亞洲四小龍”在發展條件上有著巨大的差異。大陸幅員遼闊,地區之間發展差距很大,如此大的市場支撐,使我們有結構調整的余地,這也決定了我們與他們在產業轉移上的路徑不會完全一樣。
與周邊東南亞國家相比,中國不僅在勞動者素質、產業鏈完整度、基礎設施配套、政策環境等方面具有比較明顯的優勢,我國巨大的發展腹地與市場容量更具吸引力,因此作為產業轉移的目的地,中國還將長期保持明顯的比較優勢。例如臺灣的幸福水泥,年初曾在中國大陸與越南之間猶豫,后來聽說大陸對水泥等產業進行產能限制,便決定在越南開廠。誰知企業剛建了四條生產線,當地市場就無法消化了,最后企業老總只好又轉過頭與大陸方面洽談,誰知在越南開了幾條生產線,當地市場就接近飽和了,因此它還要考慮在大陸的發展問題。這就是中國市場的魅力。
實際上,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還沒有出現完整意義上的產業轉移。很多東部沿海企業在中西部設廠,但是東部的研發基地和管理總部并沒有轉移,甚至工廠都并沒有關閉。對中西部的新增投資多是出于市場布局的考慮,屬于產能擴張。
記者:中西部地區在產業承接能力上與東部沿海地區還存在哪些差距?這對產業轉移將造成哪些影響?
殷存毅:沿海地區在市場環境、國際化理念等方面都比中西部地區要發達,再加上沿海地區的區位優勢、產業鏈配套優勢等,使其比較優勢還將長期存在,尤其是對于出口加工型制造產業而言。前幾年沿海地區提出“騰籠換鳥”,是為了讓附加值高的新興產業替代傳統產業。但是,如果還沒有看到“鳥”,就貿然騰出了“籠子”,豈不是未謀其利,先受其害?經濟結構調整中,新產業方興未艾,便讓傳統產業突然死亡,往往會造成地區經濟發生大的滑坡,影響就業,也影響社會穩定。因此,東部很多地區也在完善優惠政策,把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留住。
目前,中西部地區的交易成本仍高于東部地區。近些年來,由于國家越來越強調社會的公平公正,最低工資的區域差異已經不是很顯著。此外,各地也都在比拼零地價、貼息貸款等優惠政策,那么東部與中西部在生產成本上的差異就不大了。反倒是一些外商、臺商反映,中西部地區的政府辦事效率低,難以溝通,只知道“招商”,不知道“安商”,就好像只管賣東西不管售后服務一樣,使中西部交易成本比東部沿海高很多。政府應該意識到,辦公效率也是承接產業轉移的核心競爭力,中西部地區目前的產業承接能力尚待提高。政府的服務水平和質量其實就是承接產業轉移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