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價格一直在上漲，為什么外商直接投資仍然主要聚集于沿海地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臺灣研究所副所長殷存毅教授告訴記者，勞動力價格不決定產業轉移。
記者：勞動力價格上漲究竟在產業轉移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殷存毅：產業轉移或企業遷移受諸多因素影響，成本只是其中之一。即便從成本角度而言，企業成本又包括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生產成本中，除勞動力成本外，還有水、電、資源、土地等諸多成本。因此，勞動力價格上漲并不是影響產業轉移或企業遷移的決定因素，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因素。
勞動力價格上漲對產業轉移的影響，不僅要分產業來看，還要看該企業在產業中的層次與狀況。比如深圳富士康，它處于信息產業中的加工裝配環節，是高科技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對于這類企業，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影響會很大。
即便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企業也不會僅因為勞動力價格而進行遷移。我們2005年開始對廣東東莞的一項跟蹤調研顯示，除了勞動力成本，企業還很看重遷移中的沉沒成本。比如一個企業在東莞經營了10年，人脈、渠道等各環節經營得很順暢。經營這些網絡資源付出的成本，無法隨企業轉移，到了新的地方還要重新建立。當一個企業算賬，發現遷移成本比勞動力成本上漲還要大，便不會轉移。
此外，產業轉移，尤其是處于產業鏈低端的出口加工型產業的轉移，還受到跨國公司全球布局的影響。例如東莞的高埗鎮，全世界1/5的NIKE鞋都在此生產。隨著當地勞動力價格上漲，這些產能是否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不是當地企業說了算，要看NIKE公司的訂單怎么下。對于NIKE這樣的跨國公司在制定戰略布局時，除了考慮當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外，更看重廣大的中國市場。
根據歷史經驗分析，產業轉移應該是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勞動力成本固然對產業轉移有影響，但是不會像人們預期或想象的那樣，造成中國工業布局在近期內發生空間上的大調整。
記者：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會使大量產業轉移到東南亞等周邊國家嗎？
殷存毅：目前，大陸與上世紀60年代末臺灣的處境有很多類似的地方。當時，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臺灣，本幣升值壓力巨大，資源環境的保護標準不斷提高，而且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的情況下仍然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勞工游行高漲等狀況。恰逢當時，大陸改革開放，臺灣的加工制造業便馬上轉移，像制鞋等產業便從此在臺灣消失。
但是，中國大陸與臺灣等“亞洲四小龍”在發展條件上有著巨大的差異。大陸幅員遼闊，地區之間發展差距很大，如此大的市場支撐，使我們有結構調整的余地，這也決定了我們與他們在產業轉移上的路徑不會完全一樣。
與周邊東南亞國家相比，中國不僅在勞動者素質、產業鏈完整度、基礎設施配套、政策環境等方面具有比較明顯的優勢，我國巨大的發展腹地與市場容量更具吸引力，因此作為產業轉移的目的地，中國還將長期保持明顯的比較優勢。例如臺灣的幸福水泥，年初曾在中國大陸與越南之間猶豫，后來聽說大陸對水泥等產業進行產能限制，便決定在越南開廠。誰知企業剛建了四條生產線，當地市場就無法消化了，最后企業老總只好又轉過頭與大陸方面洽談，誰知在越南開了幾條生產線，當地市場就接近飽和了，因此它還要考慮在大陸的發展問題。這就是中國市場的魅力。
實際上，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還沒有出現完整意義上的產業轉移。很多東部沿海企業在中西部設廠，但是東部的研發基地和管理總部并沒有轉移，甚至工廠都并沒有關閉。對中西部的新增投資多是出于市場布局的考慮，屬于產能擴張。
記者：中西部地區在產業承接能力上與東部沿海地區還存在哪些差距？這對產業轉移將造成哪些影響？
殷存毅：沿海地區在市場環境、國際化理念等方面都比中西部地區要發達，再加上沿海地區的區位優勢、產業鏈配套優勢等，使其比較優勢還將長期存在，尤其是對于出口加工型制造產業而言。前幾年沿海地區提出“騰籠換鳥”，是為了讓附加值高的新興產業替代傳統產業。但是，如果還沒有看到“鳥”，就貿然騰出了“籠子”，豈不是未謀其利，先受其害？經濟結構調整中，新產業方興未艾，便讓傳統產業突然死亡，往往會造成地區經濟發生大的滑坡，影響就業，也影響社會穩定。因此，東部很多地區也在完善優惠政策，把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留住。
目前，中西部地區的交易成本仍高于東部地區。近些年來，由于國家越來越強調社會的公平公正，最低工資的區域差異已經不是很顯著。此外，各地也都在比拼零地價、貼息貸款等優惠政策，那么東部與中西部在生產成本上的差異就不大了。反倒是一些外商、臺商反映，中西部地區的政府辦事效率低，難以溝通，只知道“招商”，不知道“安商”，就好像只管賣東西不管售后服務一樣，使中西部交易成本比東部沿海高很多。政府應該意識到，辦公效率也是承接產業轉移的核心競爭力，中西部地區目前的產業承接能力尚待提高。政府的服務水平和質量其實就是承接產業轉移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