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一定不能忽視今天中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不能無視對參與這場新戰略的各方“利益群體”賦予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不能跳過為保證這一新戰略有序健康地發展必需的準備階段。否則，千篇一律追求搞形式上的、不可持續的且缺乏競爭力的“產業升級”或“結構調整”，勢必形成另一種形式的“資源浪費”。
　　今天全球經濟擺脫金融危機的真正“突破口”，就是要盡快尋找到能形成“共識”的“新增長點”，而且，大家都希望在下一輪經濟增長的周期中確立好自身的主導地位，不至于讓本國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中處于收益和風險分配的劣勢地位。今天，中國政府也在積極地通過“區域經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相結合的發展戰略。近日，已劃定了八大經濟圈，而十三個區域發展規劃又相繼上升為國家戰略。以此推動結構調整的步伐，探索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對改變增長模式具有不可否認的積極作用：
　　首先，過去漸進式的改革開放，讓人口龐大的中國社會在“農民工進城”和“外資引進”的有機結合過程中，發揮出了史無前例的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使中國人基本擺脫了其溫飽不足的貧困狀態；但也留下了沿海城市和內地城市之間發展水平的失衡，行業之間、城鄉之間、勞資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等“不和諧”難題。因此，現在通過農村城市化、工業化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來增加城鄉和農民工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就是對以往“不和諧”的增長方式的一種制度修正，對地區發展的“不平衡”狀態的一種“結構調整”。
　　其二，配合區域經濟發展，制定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是為了改變過去區域發展“同質化”現象。危機前，地方政府為了解決當地就業、增加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稅收來源，就不顧當地的資源條件、比較優勢和長期發展所需要的可持續的投資環境這類問題，爭先恐后地招商引資或“透支”償付能力，結果，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價值的生產方式中所隱藏的財富創造的高“代價”與收入分配扭曲被嚴重低估了。危機后，此類問題又以新一輪“同質化”的“鐵公基”項目的投資擴張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債”膨脹的形式出現。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各地可持續發展的“新興產業”，正是為了擺脫長期以來這種“好大喜功”的低效率投資行為，兼顧各地的區域優勢特征，相應推出有利于產業集群、城市集群的優惠政策，進而充分調動各地經濟發展的活力，提高中國社會整體抵御內外沖擊的能力。
　　其三，因為全局平衡發展的意識淡薄，致使各地政府在地方本位主義的沖動下競相比拼，GDP雖然上去了，但重復建設，互不配合所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現在，通過推行“區域經濟”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戰略，就是力圖充分發揮各地的“比較優勢”，形成國內有效的“合作與分工”機制，從而降低不必要的“同質化”生產和“重復建設”。由此，考核地方政府的行政績效，就要從過去單純的GDP總量考核改變成對同一個區域內人均收入差距、公共服務均等化這類經濟和諧發展“質量”指標的考核。
　　但是，當我們要想達到上述這些所期待的“理想效果”時，一定不能忽視今天中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不能無視對參與這場新戰略的各方“利益群體”賦予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不能跳過為保證這一新戰略有序健康地發展必需的準備階段，這也是漸進式改革的特點。否則，對“新增長點”的探索和經濟活力的培育，勢必形成另一種形式的“資源浪費”，或者出現更嚴重的濫用職權和貪污腐敗行為，以及因為人才、資源、制度甚至“價值觀”的匱乏，使得這一輪改革的主體，在參與這輪結構調整過程中“力不從心”，甚至不得不把已經積累起來的越來越嚴重的矛盾再次留給“未來”。
　　比如，今天一些區域之間的比較優勢真突出到需要那么多城市群同時去大力發展“城市化經濟”、推進大都市建設么？此刻，那么多地方政府刻意地強調同時推進城市化建設的方針，從長遠看，可能是以犧牲原來資源相對豐富、比較優勢相對明顯的部分區域所形成的高效發展為代價，其結果，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反而可能削弱了中國經濟整體應有的持久的活力和競爭力。所以，千萬要避免有些地方政府不顧自身的發展條件、為爭奪國家有限的經濟資源而巧立區域規劃的名義這類破壞效率的行為。否則，很容易人為地造成一些原本有活力的城市因為出現“農民工荒”而不得不接二連三地“漲工資”的現象，進而導致相當一部分受到利潤打壓的“產業資本”慢慢地轉向追求短期財富效應的“金融資本”，給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了不可低估的挑戰。
　　另外，那些沒有很好地設計過長遠規劃的所謂新戰略，因為缺乏核心競爭力，根本經不起殘酷的競爭，以致規劃成了“形象工程”，那是寶貴資源的最大浪費。
　　最近筆者在地方調研的過程中注意到，國內很多地方不顧人力資本和投資條件是否具備，都在大搞新能源產業，后來才意識到，很多從國外“轉移”過來的新能源產品的制造環節，實際上在生產過程中要比傳統行業還要耗能！而且各個地區為了爭奪這樣的訂單，還不得不盡量向外商“讓利”，造成的結果就和其他加工貿易行業的情況一樣，只能得到很低的附加價值。若是這樣的“產業升級”，豈非徒有虛名？
　　總之，今天我們在探索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和增長的新動力時，更應該多在制度上支持勞動力從資本匱乏的地區流向資本較為密集的地區，更應打破行政的壟斷，提高“農村土地”在資源配置中的經濟效率，并鼓勵有競爭力的民營企業進行跨區域、跨行業的投資和并購行為，以增強區域經濟發展的市場活力。近日國務院發布鼓勵民資新36條實施辦法與分工的通知，發出了再明確不過的信號。各地政府理該為有條件的企業 “產業升級”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和提高行政的審批效率，也更應尊重和支持一部分地區的企業家根據自身比較優勢發展各自的優勢戰略，而不能夠不顧地區發展的階段特征，去千篇一律地追求搞形式上的、不可持續的且缺乏競爭力的“產業升級”或“結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