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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 作者：王曙光 王丹莉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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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第七期《求是》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關于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的幾個問題》。溫總理在這篇文章里面提出六大措施促進提高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可見現在高層決策者對收入分配已經非常關注。文章談到要兼顧效率和公平，但要把公平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同時提出將來居民收入格局應該是橄欖型格局，但是中國現在是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是影響宏觀經濟的重要變量，以往講到宏觀經濟調節往往只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但是收入分配政策對于宏觀經濟調控也很管用，而且收入分配政策對國家長久發展更重要更關鍵。
我們從幾個方面來看我國的收入分配不均衡狀況。第一，從全國來看，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２０００年以來，基尼系數在不斷提高，２０００年是０．４１２，到２００８年達到０．４５８，２０１０年上半年據估計是０．４８。一些學者甚至認為，現在可能已經接近０．５了。基尼系數的不斷攀升表明近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整個國民收入的不均衡狀況正在加劇。從整個世界的情況來看，我國可能屬于基尼系數比較高的經濟體，既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很多發展中國家。
第二，從城鎮居民收入間差距來看也在不斷拉大。如果我們把城鎮居民收入分成七個組別的話，我們看到這七個組別，２００８年數據分別是１９８５年的８．９倍，１０．２倍，１１．７倍，１３．３倍，１５倍，１７倍，２２．２倍，不同組別收入漲幅差距很大，而且收入越低的組別其增長越少，而收入高的組別漲幅顯著增大。所以從總體來看，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這個現象值得關注，包括城市中出現的貧困化現象。我們以往只關注農村的貧困化，很少關注城鎮的貧困化。２０１０年以來，有很多省市都在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就是試圖調節收入分配，有些調整幅度達到１０％左右，有的省份甚至調到２５％。
當然，調節最低工資標準也有利有弊，學術界也有很大的爭議。利的一面在于此舉可以使城鎮勞動者的工資福利上升（這其中也包括農民工），增強他們的平衡感，消除社會不和諧因素，同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以有效擴大城市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這對于拉動內需是有好處的，因為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比富人要高。弊的一面是調高最低工資標準會加大生產者的成本，投資方的投資需求有可能受到壓抑，他們的投資需求有可能下降（但并不是必然的），有些地區的投資者甚至會考慮撤出投資。利弊權衡一下，還是利大于弊，畢竟中國純粹依靠廉價勞動力來發展經濟的時代已經結束，將來的發展要更加注重民生，使民眾從經濟增長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否則投資增長和產值增長意義何在？
第三，從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來看，基尼系數也在不斷上升。從２０００的年０．３７，到２００９年的０．４，基本上也是上升的趨勢，但是農村基尼系數比全國總體情況要稍微低一些。也就是說農村居民的收入不平衡感要比城市差一些。
第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驚人。城市和鄉村收入差距，呈剪刀型，一直在逐步加大。一些省份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是農村的５倍到６倍。比如山西是５．９７倍，內蒙古是５．０３倍，貴州是５．２９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如果農村是１的話，這個比值１９８５年是１．８６，到２００２年達到３．１１，到２００９年達到３．３３倍，這個差距還在不斷加大。實際上很多研究收入分配的學者認為，如果把城鄉之間醫療衛生、教育等福利因素加上去，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概在５倍到８倍之間。最近有一個情況很有意思，我們發現城鎮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鄉村正在慢慢比城市高一些，比如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０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是６．８％，農村是４．８％，而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８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是６．４％和９．９％，農村從增幅來講已經超過了城市，這是一個可喜的跡象。尤其是２００５年開始我們提出新農村建設，這個政策對于縮小城鄉差距還是有一定作用。
第五，地區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就城鎮來講，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區上海達到２８８３８元，是最低省份甘肅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１９２９元的２．４２倍。從農村來看，最高仍是上海，達到１２４２０元，是甘肅２９８０元的４．１４倍。各地區之間比較，均是城市比鄉村發展更快，只有一個省份例外，新疆的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是１４．３％，城市是８％左右。
第六，行業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別大，尤其是一些壟斷行業，包括銀行業、證券業、航空、煙草、電信、管道運輸、新聞出版、石油、電力、廣播影視等等。這些行業的收入都非常高，而傳統行業如農林牧漁，屬于低收入行業，大概相差５倍到１０倍。這些壟斷行業一般都限制社會資本參與，其市場競爭性不強，長期以來維持了較高的工資水平，比如銀行業，其平均工資是全國平均工資的２．１１６倍。從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說，如果競爭是比較充分的，各個行業應該都得到大體一致的平均利潤率，否則資本就會往高收入行業流動。
通過以上六個方面的分析，我們看到我國城鎮之間、鄉村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呈現非常不均衡的狀況，城鎮鄉村內部收入差距正在逐步加大，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加大，但是近年出現一個新跡象，農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在上升，同時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懸殊，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中國是一個典型的非均衡的經濟，這種經濟導致中國二元結構加劇，內需不足，經濟不均衡發展，實際上對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對整個國家的穩定性都造成很大的消極影響。最近在全國出現的一些惡性事件，都表明非均衡的中國經濟有很大的負面效應，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最近我們看到，從２００９年開始，中央正在逐漸關注這個問題，２００９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到，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的力度。２００９年國家發改委下發了一個文件《促進形成合理的分配收入機制》，強調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要遏制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趨勢。２０１０年４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深化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今年最重要的改革任務之一。
２０１０年有幾個舉措很值得關注。首先是２０１０年“新３６條”出臺，允許社會民間資本進入一些壟斷行業，試圖以此來激活民間資本，刺激社會的投資需求，拉動內需，這對于中國成功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意義重大。現在中國按照行業分大概有８０多個行業，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有６２個，而允許內資進入的行業有４１個，顯然這個門檻對民間資本是不公平的。２０１０年第二個新舉措，就是剛才講到的各地調高最低工資標準。第三個舉措，國務院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７日提出改革戶籍制度，要全國統一頒發居住證，而不是戶籍證，戶籍制度相信很快要發生改變，這是一個重大的制度變遷，對于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意義重大。同時，近年來一些有利于收入分配制度改善的舉措也在逐步推行，如個人所得稅改革、加大財政政策支農力度、刺激農村需求、醫療制度改革，等等，我相信這些政策對收入分配都有重大影響。
總的來講，中國三大差距，即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行業差距，是影響宏觀經濟增長的三個重要因素，也必將影響中國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建立一個民眾普遍有平等感的和諧社會，而不是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速度，應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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