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站在了關鍵轉折點上，改革紅利、開放紅利、人口紅利、資源紅利正在迅速減退，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也將逐步下降。能否順利完成從依賴投資和出口向依賴有效的國內消費需求的轉變，就看如何消除勞動力、環境等關鍵資源的價格扭曲，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培育對內開放、央企改革、創新等多方面的新經濟增長“紅利”。

　　眼下全球在談論經濟是否會二次探底。但筆者以為，對中國而言，與短期經濟波動相比，我們更應關注的是長期經濟增長驅動因素的變化。因為長期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正在經受全球經濟結構深刻調整的嚴峻考驗，我們正站在一個關鍵轉折點上：原有的經濟增長驅動因素正在減緩，新的驅動力有待培育。能否順利完成這一轉折，直接關系到原有的經濟高速增長是否能夠得以保持。房地產是最典型的：面對日益泡沫化的樓價，中央政府痛下決心調控房價，卻又面臨經濟增速滑坡之憂，因為房地產對GDP的貢獻率在20%以上。筆者以為，解碼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驅動力，可以歸結為四大“紅利”。
　　首先是“改革紅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的民營企業活力和國有企業的改革，特別是設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8萬億銀行不良資產，以及大量央企的成功上市。大型央企從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虧損累累變成了如今的實力派和“地王”。到2007年，國企利潤已達到GDP的4.3%。相應地，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率從30%以上降低到如今的3%以下。
　　其次是“開放紅利”。2003年，中國第一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FDI（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外資企業的涌入，不僅直接創造了GDP和出口，其競爭壓力也產生了“鯰魚效應”。此外，外資企業也在人才、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產生一定的“溢出效應”，促進了本土企業競爭能力的提升。加入WTO，更使中國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紅利”，中國制造迅速崛起。從1996年至2000年，我國出口年均增速為10.9%，到了2001年至2005年間猛增為年均30.2%。中國在全球制造業的份額隨之從2000年的5.7%上升到2007年的11.4%。
　　再次是“人口紅利”。一個國家在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較高的時期，生產力高而社會負擔輕，往往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根據聯合國的計算，中國的撫養比（每名勞動年齡人口需要撫養的60歲以上老人和14歲以下小孩的數量）從1975年的0.87%下降至2010年的歷史最低點0.47，然后將逐步回升。此外，大量農村勞動力的釋放，也為中國企業充分享受開放紅利創造了條件。2009年末農民工人數達到1.5億人，而1997年是4000萬人。勞動力供給的充沛，使中國企業得以長期保持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
　　最后是“資源紅利”。說起來，與人口規模相比，我國的資源并不豐富。但是長期以來，生產要素價格嚴重低估。寶貴的稀土資源被賤賣，是資源管理亂象的極端案例之一。據估計，2008年我國勞動力、資本、土地、能源、環境被低估的價值分別占GDP的2.7%、3.5%、0.9%、0.7%和1.8%。上述要素價格的低估，客觀上進一步放大了企業的成本優勢，代價則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的持續下降和對環境的嚴重破壞。
　　上述紅利雖然不會一夜蒸發，但正在迅速減退，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也將逐步下降。
　　其一，中國已積累了2.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占美國GDP的12%，導致了伯南克所謂的“全球儲蓄過剩”（global savings glut）。金融危機后，隨著美國經濟體系的去杠桿化，中國出口順差將漸次收窄。同時，FDI雖然持續流入，但占GDP比重從1998年的4.5%下降到2007年的2.5%左右，推動力有所減弱。
　　其二，劉易斯拐點隱現，勞動力轉向有限供給。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轉變以及不斷增強的工會談判地位，意味著未來勞動力成本的逐步攀升，向合理水平回歸。中國的老齡人口占比將從2001年的7%上升到2026年的14%，步入老齡化社會。但是我國目前的人均GDP尚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這意味著我們將面對“未富先老”的挑戰。
　　其三，資源承載壓力已臻極限。在地方政府的GDP崇拜推動下，經濟高速發展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單位GDP消耗鋼鐵、銅、鋁、鉛和鋅的數量分別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結果導致了中國買什么什么大漲的現象，特別是鐵礦石、石油等戰略性資源，加大了經濟發展的成本。此外，江河湖泊水質的惡化，給居民造成了嚴重的健康危害。此外，在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份額下降的同時，基尼系數卻一路攀升至0.5左右，接近美國的水平，繼續攀升將威脅到社會穩定。
　　面對不斷擠壓的紅利空間，我們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深化體制改革釋放更多的改革紅利，并盡力尋求實現從依賴投資和出口向依賴有效的國內消費需求的轉變，同時消除勞動力、環境等關鍵資源的價格扭曲，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紅利”：
　　比如對內開放紅利。長期以來，民營企業在很多行業的準入方面始終受到政策限制，國家雖然兩次發文擴大民企準入，但進展依舊緩慢。汽車行業的案例值得我們反思：國內幾大汽車公司與歐美汽車巨頭長期合資卻未能獲得相應的技術和品牌，而汽車行業對內開放后，比亞迪、吉利、奇瑞等國產品牌迅速崛起，打破了國外汽車品牌的壟斷。電信、電力、石油等行業一旦擴大民企準入，必將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通過競爭帶來的價格下降而增加消費者剩余，而居民生活成本的下降又將導致消費能力的提升，后者正是我們所急需的。
　　又比如央企改革紅利。央企目前處于良好的盈利狀態。但是我們既要看到央企的強大是以降低全社會競爭效率為代價的，更要看到央企在公司治理方面仍存在的問題。目前央企良好的盈利狀況掩蓋了改革的壓力和迫切性，因此，我們需要在新的歷史高度上認識推進央企改革的必要性。當然，央企改革還應在觀念上大膽突破黨管干部的原則，讓企業管理層的選聘真正市場化。
　　還有創新紅利。我們所面對的一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痼疾是，國企長于成本競爭而短于創新。我國雖然已逼近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但專利數占全球比重只有1%。這實在太不相稱。推動企業走上創新之路，現在大家都看到了，非得消除制度環境中的負向激勵不可，斷不能再繼續依靠體制尋租、廉價勞動力、污染環境、獲得廉價資金、人民幣低估等途徑獲得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