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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的本質是信用危機。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充分暴露出美國信用評級模式的種種弊端，不僅給世界各國參與國際信用評級體系重構、推動國際評級新秩序的建立帶來了福音，同時也為中國建立獨立自主的信用評級體系、爭取國際評級話語權創造了十分難得的歷史機遇。
對全球信用評級模式的反思與借鑒
國際信用評級行業經過一百年的發展，至今已形成以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為主導的國際資本市場。美國既是信用評級業的發源地，也是全球信用評級的標準建立者和技術開拓者。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了美國評級模式的弊端，凸顯了在金融衍生品等新型評級產品和主權評級領域的突出問題。2009年4月倫敦的G20峰會就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監管已形成國際共識，但在全球層面的監管體系尚未建立、美國控制國際評級信用體系的格局和模式一時間還不能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一些國家正在探索如何構建真正能夠維護本國金融安全的評級模式。中國的發展既需要一個安全的國際信用環境，更需要建立中國特色的自主信用評級體系。
(一)對美國評級模式的反思
美國是一個信用高度社會化的國家，是世界信用關系的中樞，全球巨大的財富資金通過信用交易形式集中于美國，使美國獲得全球壟斷性信用霸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美國各類金融資產總規模已達61萬億美元(僅包括股票、債券和銀行資產三類傳統金融資產)，占全球金融資產的26.6%，是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41.8%；美國在國際投資頭寸中的對外負債高達20.4萬億美元；根據全球證券交易所聯合會提供的數據，2007年在美國本土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債券總額為70.6萬億美元，約占同期全球股票債券交易總額的55.1%。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猶如狂風暴雨般席卷美國國家信用體系，根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截至2010年5月底的數據統計，投資銀行全軍覆沒，270家商業銀行倒閉(在過去的2001-2006的五年間一共才有21家銀行倒閉)，大量實體企業破產，2009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2.4%。英國中央銀行估算：自2007年以來，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的損失可能在60---200萬億美元。
三大評級機構導演了一場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損失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給世界各國敲響了警鐘，為什么發源于美國、具有百年歷史的信用評級機構竟成為國家信用體系的掘墓人？美國的評級模式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美國的評級模式是以評級機構之間的自由競爭為基本特征的評級模式，這種模式植根于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意識形態中，是以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和美國在全球的金融中心地位做后盾，美國政府把評級機構作為一般市場，主體定位歸于新聞媒體類，允許其自由發布評級信息，鼓勵評級機構充分競爭，但卻忽視了信用評級的首要職責即社會公共責任，而是盲目相信評級機構會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實現技術進步，提升評級質量，因而導致監管嚴重缺失。
眾所周知，評級機構充分競爭導致的是級別和價格的競爭以及評級質量的普遍低下，最終形成了動搖美國金融體系的力量。據統計，次貸危機爆發前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在所有的次級貸款MBS債券評級中，給予了大約75%的債券AAA的高等級、10%得到了AA、另外8%得了A、僅有7%被評為BBB或更低。經三大評級機構評級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購買，特別是歐洲發達國家，于是將系統性風險擴散到了全世界。美國評級模式的弊端還蔓延到國際評級領域，表現為美國一國利益與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的沖突。
三大評級機構在主權信用評級和跨國企業的評級中不是或不完全是從正確揭示信用風險的角度評價他國的國家、地區和企業信用風險，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通過金融手段攫取他國利益，保護美國國家利益和美國投資人利益的工具。例如三大機構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前持續提升資本開放程度高的泰國等亞洲國家主權信用級別，風險暴露后又非理性的調低評級，進一步惡化了危機的形勢，加劇投資者恐慌，驅使資本大規模無序外流和主權利差上升，加大各國抗擊金融危機成本。再例如最近的希臘危機，美國三家評級機構積極策應高盛等美國金融機構對希臘債務危機的炒作，在2009年底和2010年先后大幅降低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級，造成希臘主權CDS價格飆升，高盛等從拋售希臘主權CDS中獲取豐厚的回報。由此可見信用評級沒有國際標準，美國的三大評級機構代表的是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三大評級機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所做研究，在1997-2002年期間，穆迪和標普在主權信用評級領域共有17次失敗，其中共同的錯誤就達14次之多。就中國而言，由于美國評級機構不顧中國整體經濟實力和外匯實力快速提高的事實，長期壓低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損害了中國國家和企業在海外的信用形象，增加了中國企業在海外的融資成本和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說：當今社會有兩大超級權力機構，那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和穆迪評級。
金融危機發生后，三大評級機構飽受指責，要求加強監管的呼聲更加高漲。2009年12月和2010年5月，美國眾參兩院先后通過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該法案對信用評級機構利益沖突的披露和管理、防止壟斷、增加透明度和公開性等方面做出了更為詳細和嚴格的規定。目前這個法規正在等待兩院消除分歧最后通過和總統簽署。
(二)對其他國家信用評級業發展模式的考察與借鑒
其他國家信用評級業大都起始于20世紀八十年代，這些國家的評級業在發展中都面臨著如何對待美國評級機構在本國的擴張問題。亞洲一些國家和俄羅斯普遍認識到了信用評級業的獨立發展對本國金融主權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意義，因而他們建立的評級模式實質是國家支持下的有限競爭模式，在加強監管的同時大力培育本土評級機構，以期掌握本國的評級話語權。
1、歐盟
歐洲的信用評級起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歐洲金融管制的放松，跨國投資行為增加，歐洲信用評級的需求開始增長。但是歐洲各國未對評級市場的準入進行任何限制。美國三大評級機構陸續于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在歐洲的主要金融中心設立了分支機構，并迅速在歐洲信用評級市場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盟強烈呼吁對信用評級機構加強監管，并在2009年11月通過了《信用評級法規》，就評級監管在歐盟層面的協調機制做出了規定，首次明確了監管機構、評級準入和具體的監管機制，主要是增加評級的透明度和防止利益沖突。2010年4月30日，歐盟宣布要建立自己的信用評級機構，從而擺脫長期以來歐洲的評級市場由美國三家機構占絕對優勢的局面，打破美國在國際評級領域的壟斷地位，這表明歐盟國家對國際評級話語權重要性的認識已經更進一步，特別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歐盟已把加強監管評級機構提高到事關歐盟核心利益和歐元前途的認識上。
2、亞洲國家和俄羅斯
亞洲的信用評級行業起始于20世紀八十年代，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意識到了掌握評級話語權對于維護本國金融安全的重要意義，因此通過制度構建著
重培育本國評級機構對資本市場定價權的掌控能力，避免將本國處于起步階段的評級業完全推向市場，使本國評級機構處于被美國三家機構收購或擊垮的危險境地。他們采取的做法主要是嚴格控制外資進入評級領域并限制其控股比例、準入條件和評級范圍，這主要表現在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和俄羅斯。例如，在日本，美國評級機構的市場占有率沒有超過20%，日本規定企業評級必須有一家本土評級機構出具評級報告；韓國雖因美國壓力最終不得不開放國內評級市場，但通過立法對國外評級公司的進入設置了許多技術性障礙———必須有三年以上在當地的評級歷史、擁有完備的當地企業數據庫、擁有必要的雇員等，否則不予認可評級資質；馬來西亞在2007年明確規定，只有債券以外幣發行才可以接受國際評級機構的評級，意即以本幣發行則必須接受馬來西亞本土評級機構的評級；在俄羅斯，雖然因特法克斯評級公司是俄羅斯最早和最大的評級機構，但因其由穆迪控股意欲打入俄羅斯評級市場，監管機構一直不認可其評級資質。
在限制國外評級機構的同時，這些國家都注重培育本土有影響力的權威評級機構，使其具備內生資本的能力獲得技術上的不斷提升，從而能夠勝任揭示本國信用風險的職責，例如上述國家普遍都是培育1-2家本土的權威評級機構擁有評級市場的主導權。在評級組織建設的基礎上，大部分亞洲國家對評級業都有相應的監管制度，有些國家的監管法規還較為系統全面，如韓國、日本、印度等。印度是最早頒布對信用評級機構全面監管政策的國家之一，監管機構對信用評級公司監管的法律依據是1999年印度證券與交易局(SEBI)頒布并生效的《1999年SEBI(信用評級機構)法令》，該法令確定了信用評級機構的登記制度，并授予印度證券與交易局以很大的監管和處罰權力。韓國一直對信用評級機構實行嚴格的監管，其財政經濟部下屬的金融監管委員會是信用評級行業的政府主管部門，對于信用評級行業的監管依據四部法律，即《信用信息使用和保護法》、《信用信息使用和保護法執行令》、《信用信息企業監管規定》和《信用信息企業授權和特許經營指南》。
與這些亞洲國家相比，中國在如何建立體現信用經濟本質要求和適合國情的中國評級模式方面尚缺乏戰略思考，并對信用評級的特殊性缺乏系統的認識，以至于對這樣一個影響本國金融主權和國家安全的行業重視不足，造成評級體系的現狀存在嚴重缺陷，打破現有的信用評級模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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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信用評級模式的反思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