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戶籍制度改革的內容之一，居住證制度已在一些城市實行。國務院5月27日轉發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這是首次在國務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該意見在“推進城鄉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將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進一步完善暫住人口登記制度，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6月1日《新京報》)

　　居住證改革，很多地方已經展開。但從實踐來看，居住證制度不過是統一了城鄉居民的戶口證顏色，統一了鄉里人和城里人的稱呼，但實際上，城鄉居民的權利內涵和身份待遇還是一如既往。因此，如果戶籍制度僅僅至于一紙證件的統一，所謂的居住證只能是淺嘗輒止的改革補丁，給公眾發了一張中看不中用的權利畫餅。
　　當然，從正面意義來講，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具有形式正義的破局作用。但這種形式主義的“破”，還要有本質深化的“立”，即不僅打破城鄉居民名義上的身份差異，還要給予所有居民同等的工作、入學、醫保和社保權利待遇。如果沒有平等的權力待遇兜底，戶籍制度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也無法破解。
　　現實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人口大流動格局的形成，凸顯經濟發達地區才是戶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最新數字，中國農民工已近2.3億，他們大多工作生活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然而在這些地區，他們確實不折不扣的異鄉人和邊緣人，使他們打造了中國“世界制造”的全球地位，是他們為沿海發達地區創造了海量的GDP，是他們使沿海發達地區慢慢走進了現代化的門檻。
　　可是，他們在發達地區卻沒有讓其自豪的身份，他們或被貶稱為“走鬼”，或被戲謔為“打工仔”、“打工妹”，或被傳統地蔑稱為“鄉下人”。在沿海城市官方的報道和公文中，述及人均GDP時，外來人口是屏蔽在外的。在此語境下，打工者的工資是最低的，工作待遇是沒有保障的，他們的子女因為戶籍的限制更無法隨他們入托入學。于是，年年春運，變成了打工者從南往北集體遷徙的社會風俗劇。只是，這場一年一度的劇情中，人們絲毫看不到喜劇的成分，而始終充溢著悲戚的色彩。不是打工者一定要扎堆像候鳥那樣返鄉，而是戶籍制度的屏障逼迫他們離開冷漠的發達城市。
　　越是經濟最發達的城市，戶籍制度的桎梏越頑固。京、滬、穗、深等一線城市，大學畢業生要在這些城市謀得落戶身份，動輒要花上數萬元。經濟上的現代化和戶籍管理上的特權化，形成了極端鮮明的對比，成為中國社會難以撫平的痛。
　　故而，發達地區、首善之地應該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急先鋒。發達地區和城市不再有封閉的圍城心理，主動改革戶籍制度，而且改的步子更大更快一些，才會收獲戶籍改革的真正成果。世界大都市的經驗表明，敞開心扉不僅不會導致人滿為患的城市治理難題，反而會升華城市的人文品質。
　　可見，戶籍制度改革的關鍵不是人手發一張居住證那么簡單，而是要實現真正的城鄉平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