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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布了中國3000家族財富榜總榜單，3000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元，平均財富5．654億元。進入總榜單的1萬個家族，財富總值21057億元，平均財富值2億元。調查顯示，72.35％的受調查者認為，“新富家族”成功得益于“改革較為寬松的政策環境”。引起公眾反感的是某些“新富家族”的發家方式以及獲得財富后的一些行為。有75.56％的受調查者認為，官商交織最影響“新富家族”群體形象。對于“新富家族”，86.5％的受調查者的最大憂慮是如何實現與“公權力”的切割。（人民論壇3月16日）
另據報道，過去10年，共有1330名企業家登上“胡潤百富榜”，這些企業家中有48名曾發生了變故，其中所謂的“問題富豪”有19名，被公眾戲稱為“殺豬榜”。與“公權力”聯系過于緊密，這是一些“新富家族”興于此，敗亦如此的根本所在。“新富家族”與“公權力”關系過于緊密的問題，表面上是“新富家族”潔身自好的問題，實際上還是“公權力”利益化的結晶。
對此，最容易讓人想到的是增加制度的透明度，以公開的方式消除權力腐敗。然而，回溯“新富家族”的致富歷程，雖不乏官商暗中勾結這樣見不得陽光的現象，但也有以利益植入方式，透過公開政策實現瞬間發展壯大。前兩年，“期權腐敗”一度引發公眾的高度關注，而商務部條法司原巡視員郭京毅通過制訂政策之機，為特殊對象謀取利益的案例，再一次讓人看到政策利益植入潛藏的危機。春晚的廣告植入之舉招致公眾諸多質疑，而政策中的利益植入遠比這個巧妙得多，比如“期權腐敗”者任上似乎還很廉潔。
眾所周知，機會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內容之一。政策中的利益植入現象本質上是通過權力壟斷市場信息和機會，靠差別化待遇的偏食來喂壯特定對象。切割“新富家族”與“公權力”的聯系，必然直面權力壟斷問題。我們常講，一個與社會進步趨勢相吻合的政策，本應就是各種利益交匯和充分博弈的結果。充分博弈反映到政策制訂層面，其實就是對權力的重新洗牌和配置。雖然政策中的利益植入現象存在較強的隱蔽性，但如果這些政策確實能夠做到充分醞釀，尤其是盡可能包容更多利益群體的聲音，政策的私利性難度自然大大提升。
對民營企業原罪的聲討已告一段落，或許我們可以寬容過去市場體制欠缺下，民企艱難實現原始積累的那種扭曲發展路徑。然而，歷經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機制理論上得到極大完善，如果這種發展模式依然大行其道，或者成為未來“新富家族”實現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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