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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分配與階層問題的三個視角
          2010-03-02    《瞭望》特約評論員    來源:《瞭望》
        制訂十二五規劃時,應把逐步提高國民收入作為核心條款寫到規劃中去,并設定具體目標和實現步驟
        近年來,我國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問題越來越突出,不僅成為內需不振、經濟結構調整難以推進的一個重要原因,也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和長治久安。
        從社會學視角看,中產階層被稱為政治后衛、經濟前衛,是社會穩定和拉動消費的中堅力量。中產階層持續壯大,說明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趨于合理和公正。
        目前對于什么是中產階層,我國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2005年,國家統計局曾公布一份調查結論:6萬元~50萬元,這是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計算)的標準。但這一標準未被廣泛接受。
        有專家認為,中產階層占到一個國家60%以上人口,社會才可能穩定。中小企業主、個體工商戶是構成中產階層的主力,事業單位人員、知識分子、城市白領等是中產階層的重要后備。近年來,我國中產群體在人口中的占比出現了長不大甚至下行的現象。我國工人群體占全部勞動人口的一半左右,但工人群體由于收入增長緩慢而難以進入中產;一些大學畢業生因房價、生活成本高企等原因,成為大城市的蟻族群落,同樣難以跨入中產行列,有的甚至從中產狀態下行到中產以下,不滿情緒有所增加。
        在我國中產階層尚未形成理想規模的情況下,近年來卻出現了社會上升通道堵塞等苗頭性問題,如上北大、清華等名校的農家子弟正趨于減少等,值得各方高度關注。中產階層上升之路如被堵死,社會階層的流動如趨于停滯,社會的生機就會弱化。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能創造大量社會財富、吸納就業的中小民營企業是中產階層的制度性依托,應給予更大發展空間。為培育廣大的中產階層,還應控制和降低大城市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生活成本。發揮稅收在調節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減輕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
        從經濟學視角看,在國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收入增長緩慢、不同行業分配不公問題較為突出。在國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中,轉移支付缺乏法制化,社會保障投入不足,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在國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事業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勵、規范制度,富人從事慈善事業的積極性不高。
        過去十年,我國的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出現下降。國家信息中心課題組的一項研究表明,勞動收入份額在1995年~2006年間從59%逐年下降到47%,相應地,資本收入份額則上升了11.79個百分點。而大部分經合組織(OECD)國家,勞動報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1978年~2008年基本都在60%以上,高時達到90%。
        廉價勞動力是我國經濟競爭力的一個核心要素,但從發展趨勢上看,我國人口紅利正在減少,近來出現的民工荒就是一個例證。政府、企業和個人如何合理分配經濟增長利益,如何破解經濟競爭力較快提升與勞動者收入增長緩慢的矛盾,對于我國經濟競爭力優化和社會分配格局再塑,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國內收入的行業差距問題,特別是壟斷行業管理層高收入問題,在社會上引發熱議。我國稅收政策需要充分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中央與地方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不同群體之間享受的利益和承受的稅負應趨于平衡。如何最優地確定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如何協調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分配關系,如何開征物業稅和遺產稅,如何做大社保救生圈,等等,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急迫課題。
        發揮慈善事業在調節國民收入中的作用,也應盡快進入決策者視野。外國有很多富人拿出幾百億美元甚至全部財產用于慈善事業,對緩解貧富差距、彌補行政力量的不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國很多富人做慈善事業的積極性不高,這里面有多重因素,比如缺乏捐贈免稅等激勵機制,一些基金管理運作不透明,以及一些地方官員腐敗等。提供均等的發展機會是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的一條重要路徑。浙江貧富差距相對較小,全民創業是根本因素。老百姓發展機會平等是均富的基礎,用發展的辦法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老百姓對二次分配的依賴性會大大降低。應繼續推進民營化,引導民間資本做大社會財富的蛋糕。
        按照中央要求,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總體思路已經明晰,就是控高、擴中、提低,但在執行中遇到重重阻力。如何破解這些阻力,須盡快尋求對策方案。應將調節收入分配納入國家新一輪的戰略規劃中。建議在制訂十二五規劃時,把逐步提高國民收入作為核心條款寫到規劃中去,并設定具體目標和實現步驟。比如,建立國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掛鉤的機制,每年在確立GDP增長目標時,也要對城市、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目標進行設定。同時,在立法規劃中,優先考慮調節收入分配的立法事項。
        從政治學視角看,貧富分化問題,對我國的制度體制等形成了新的挑戰,需要決策層面作出相應調整。如一些進城務工及被動城市化的農民群體無力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其中有的人便以極端手段謀取財物,近幾年在城市里出現的一些重大治安事件往往與此有關。
        在話語權方面,近年來,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協等機關中,來自農民、工人的代表、委員比例越來越少,這種安排會對政府未來的收入分配決策產生影響。一些大學的農家子弟比例減少,使得他們進入社會上層、改變命運的機會降低。當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還處在政策性階段。在社會各個階層利益格局趨于復雜的情況下,特別需要將各方的訴求在法治的平臺上加以解決,尋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對收入分配是否公正的認知,直接關系到人們心態的變化。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低收入群體也可能非常滿足,而在開放社會中,一些高收入者也可能因為比較對象的不同而產生不滿情緒。近來,網上出現曬收入等新現象,網民的跟帖中折射出社會情緒的變化,很容易轉化為不穩定行為,不容小視。
        中產階層要成為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不僅要有恒產,而且要有堅定的價值觀、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貧富分化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的嚴峻現實,我們亟須剖析富裕階層與貧困群眾之間的心理漠視和精神隔閡,探討以何種方式實現貧富階層之間的理解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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