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大城市人口“超載”的問題越發突出，伴生出發展與管理的一系列難題。比如水、土地等資源的緊缺，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而復雜的人口狀況和社會結構，使得種種矛盾很容易被誘發。據悉，有的城市對此已不堪重負。（《經濟參考報》1月27日）
    一些大城市人口過多，多到超出其環境承載能力的程度，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這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對這一現象之所以發生，報道中特意強調了“流動人口過度集中”，而且就此采訪了諸多專家，而專家們亦是給出了種種化解的辦法，有的建議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引導，有的建議提高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如水價，甚至有的還再度給出“給外來人口設門檻”的餿主意。
    然而，只是就事論事，著眼于“流動人口過度集中”這一直接原因，是解決不了這一難題的。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超載”，并不是流動人口本身的過錯。雖然那么多人都擠到大城市，從整體上是一種不盡合理的現象，但具體到每個人來說，卻未嘗不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因為大城市有更多的生存和發展機會，即便這種機會因為競爭者太多反而顯得稀缺。
    在筆者看來，一些大城市所面臨的人口難題，是對長期以來的一種發展思路的警示。讓一部分城市先發展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后富，達到共同繁榮和共同富裕，這是改革開放之初的發展思路。以中國當時的現實情況而論，這一思路無疑是相當正確的。然而到現在，一部分城市的確先發展了起來，一部分人也先富起來了，人們所期待的“共同繁榮”、“共同富裕”卻來得太慢。甚至，按照近年來特別流行的一種形容“城市像歐洲，鄉村像非洲”，城市與鄉村、包括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的差距，還越拉越大。如此狀況下，人們對大城市趨之若鶩，當然毫不奇怪。
    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如果由于資源、傳統、機會等方面不同，有的率先發展到了“歐洲”水平，有的還停留在“亞洲”水平，本來也屬正常。但在目前的中國，城鄉發展水平的三六九等，大多都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政策傾斜的結果。不同城市之間所能獲得的財政支持、政策庇護等往往差別很大，甚至生活在不同城市中的居民，于升學、就業方面亦有著不同的權利等級。
    “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它動物更平等”——套用這句話來形容中國的城市地位，是很恰當的。在改革開放之初實施這種發展思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市場和競爭理念已經引入這么多年以后，仍然存在這種現象，顯然已經大謬不然。
    調查顯示，在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村籍大學畢業生中，只有不足7％的人愿意回到縣城、城鎮或農村工作（《中國青年報》1月26日）。這一數據，也正說明了大城市人口“超載”的必然性。如果持續下去，城鄉差距將進一步拉大，這顯然是社會發展的一條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