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會進入一輪調整期。調整的任務主要是要化解過去積累的矛盾。有兩個基本的任務：第一，提高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第二，提升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未來的轉型，主要是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更重要的是需求層面的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
    第二，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性轉變，改變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改變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
    第三，體制改革的戰略性突破，為增長方式的轉移，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創造一個有利的制度條件。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62期不久前召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發表主題為：“結構調整與轉型——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演講。他表示，中國經濟本輪的調整主要是受制于內部的約束，而不是外部的沖擊。因此，中國經濟要想在未來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應主要從內部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入手。

    中國經濟調整主因在內不在外

    王一鳴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可以用一個很簡要的詞概括：高速的增長期。年均的增長率9.8%，比全球3%左右的平均增長速度要高得多。
    尤其是從2001年以來，中國延續了一個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繁榮期。從年度的增長率來看，持續了7年，在2007年第二季度達到了頂點。隨后，從2007年第三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季度的增長率開始逐季的回落，持續了7個季度。也就是說，中國經濟這一輪增長的調整，早于去年第四季度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因為金融危機首先要沖擊金融部門，西方國家都是投行全軍覆沒，大量的金融機構持有有毒資產，金融市場的功能基本喪失。但是在中國，金融部門受到的沖擊不大。相反，由于西方國家金融機構縮水，中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相對地位卻大大提升了。比如中國的工商行、建行、中行，曾經躍居全球前三位。所以說中國要調整和轉型。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內部的結構性變化。
    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原因很多。從哲學意義上，有六個方面是值得討論的。第一個，中國的改革模式是特有的，是漸進的改革和增量的改革，先培育一塊市場化的增量，再倒逼原來的這塊存量，漸次推進。第二就是最近十多年，人力資本的外移和研發投入的增加對經濟的高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最近幾年高等教育的招生模式，讓國內的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加快。中國去年畢業的大學生有631萬人，超過北歐除了瑞典以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第三個是所謂的消費升級和消費改革。中國的消費升級無論從哪種意義上都是革命性的改革。北京的汽車保有量已經要達到400萬輛了，增長勢不可擋。第四，中國特有的規模化的工業化。中國屬于大規模經濟體，它在推進工業化的時候，與小國推進工業化相比，由于規模化，有很多優勢。比如說可以去分攤成本。再比如說在企業成長時期，可以先面對國內市場，在國內市場有一定的成長期，成熟以后再進入國際市場參與競爭。第五是城市化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的城市化造成了1億6千萬人的流動人口，這種規模近代經濟史上還沒有過。這么大規模的人口進入城市，由于生活方式的改變形成的對消費品的需求，對基礎設施和公眾服務的需求，也是史無前例的。
    最后值得討論的是中國最有特色的一個東西，就是政府積極有效的參與發展進程。這個可能最具中國特色。這種地方間的競爭機制，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里面非常重要的東西，西方國家絕對沒有。地方之間的相互競爭，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互相像比賽一樣的。
    再從經濟的層面上看，可以用索羅模型做一些測算。1979-1997年，從要素的角度，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貢獻來自于資本，占了53.5%。勞動的貢獻是25.3%。本世紀以來，資本投入的貢獻在增加，勞動的貢獻在下降。所以我們說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具有兩個基本的特征，這也是兩個基本的約束條件。
    一個約束條件，是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過度依賴。由于這種依賴，隨著經濟規模的速度擴大，資源和要素投入的越多，供需的矛盾就越大。第二個就是對外部需求的過度的依賴。或者可以說是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數據顯示，2001年到2007年，中國的GDP平均增長率是10.2%，相對于以往速度提升了3.6個點。但是在這3.6個點里面，外需的貢獻是63.9%。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增長在本世紀以來加速了，但是加速的主要因素不是內需提升了，而主要是外部需求形成的拉動力。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以前，全世界的經濟增長也處于一個黃金時期，年均增長率在2003―2007年是4.9%，是二戰以后最高的時期。所以，正是由于外需的拉動，使得我們本世紀以來經濟也有了一個加速。
    這兩方面特征同時也是兩個約束條件，就是說中國經濟能不能持續，重要的就是看外部市場能不能允許你繼續這種擴張；還有資源和要素的供給能不能保證你延續這種高速的增長。然而到了去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了。金融危機使得這兩個約束條件迅速的強化，矛盾和問題開始凸顯。

    中國經濟的問題在“三過”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快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呢？危機只是一個外部因素，更重要是內部的周期性和結構性的調整。而這種調整，早于金融危機的沖擊。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問題有三個，一個叫投資增長過快；第二叫信貸投放過多；第三外貿順差過大，在政策層面上被概括為“三過”。這些問題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前已經非常的嚴重。
    投資增長過快，何其成為問題呢？投資快不快，從經濟意義上做評價的話，沒有一個特定的標準。為什么說增長過快，一些實際的數值可以說明，中國的生產能力的擴張實在是太快了，遠遠超出了市場所能吸納的程度。
    比如鋼鐵。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工業化路線叫以鋼為綱。改革開放初期的鋼鐵產量，大概3千多萬噸。現在中國每年新增的鋼產就有1億噸。世界上現在沒有一個國家生產1億噸鋼。統計數據顯示，我們現在有6億6千萬噸鋼，實際可能比這個數還會大，因為好多小鋼鐵還沒有進這個統計口徑。
    再有，過去幾年，由于工業的快速發展，中國新增的電力裝機每年1億千瓦。1億千瓦是什么概念？英國總的裝機才8千萬千瓦。再說新興能源，比如說風能。過去4年中國的風能裝機幾乎每年翻一番。所以中國這種產能擴張機制，實在太快了。之所以說投資增長過快，最本質的意義是帶來了制造部門和能源原材料部門的生產能力的嚴重的過剩。
    那么過去幾年，為什么這個問題沒有充分的暴露出來呢？因為前幾年正好遇到一個外部的經濟繁榮，中國靠出口平衡了過剩的產能。然而由于出口的迅速擴張，就帶來第二個問題，就是順差過大。而且順差還在逐年增加。
    于是，順差就成為現在國際上到處對中國施壓的由頭。順差大為什么是問題呢？因為順差過大，從宏觀經濟學上分析，實際上表明中國的資源存在剩余，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結果就是中國把外匯儲備拿去買美國政府債券來保值，美國用中國的外匯儲備來進口中國的低價商品，然后再指責中國的儲蓄太多，順差太大，加劇了美國市場的流動性過剩，導致發生金融危機。
    有的人說，順差大你可以買東西，可以進口。但是實際上是不是這么回事呢？比如有人說可以用外匯買資源。實際上，中國隨時都在進口資源，結果港口上曾經積壓過8千萬噸的鐵礦石。買石油，當油價跌到47美元一桶的時候，中國把油罐里都裝滿了。有人說買技術。但是常規技術可以去買，先進技術誰敢賣給中國？中國人把技術都搞會了，成本又這么低，那其他國家的人就都可以回家休息了。還有人說買產權搞并購。但是，中國并購優尼科，并購力拓，并購斯拉夫油田卻都沒有成功。所以要實現經濟結構的平衡，依靠外部去解決很困難。只能夠導致經濟增長對外需過度依賴。
    除了產能過剩、順差過大，中國經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資產價格的泡沫。中國2004年開始，由于順差過大，開始資產價格膨脹。這是由中國的外匯結算制度導致的。按照這種制度，企業不能持有外匯，要到外管部門去結算。于是央行買入外匯，等值的人民幣進入市場，這就是所謂的流動性。
    對此，央行采取了發行商業票據的方法回收流動性。但是，流動性如果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難有效的回收，必然要形成資產價格的上揚。由于流動性過剩會帶來通脹，政府主動進行調整，于是從2007年第四季度起，股市從6000多點一路下跌，大量的資產蒸發了。
    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調整，實際上只是一個外部的助推。對中國的金融部門影響并不大，受影響的主要是實體經濟，是制造業。由于二產對國際資產依賴性很高，外部需求的急遽的收縮導致了去年底2千多萬農民工失去工作。

    調控重點向調整和轉型轉向

    現在來看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情況。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回升的態勢基本確立。因為在持續了7個季度的經濟增速下降以后，中國經濟已經連續兩個季度上升。目前來看，全年保證8%的增長速度沒有問題。
    經濟回升的動力來自何方？主要是投資需求的快速增長，這是經濟回升的主動力。在政府刺激計劃的拉動下，中國的投資是逐月的上升，這對經濟的恢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投資里面，主要是兩大塊：一塊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前三季度同比增長52.6%。還有一塊是房地產，前三季度增長17.7%，也保持了一個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因為房地產業是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產業，房地產投資增幅的上升，反映了市場投資開始活躍。
    除了投資，內需里面，消費可以說是起了穩定器的作用，基本穩定在15%左右的增幅，并沒有受金融危機的沖擊而出現大幅的回落。消費的穩定，與政府刺激消費的政策有一定的關聯性。包括家電下鄉，汽車下鄉，摩托車下鄉，節能產品補貼等等。雖然效果沒有預期得那么明顯，但是總得來說還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汽車的銷售，中國前三季度是966萬輛，已經超過去年全年。
    需求面的變化，必然要反映到供給面的變化上。供給面這塊，一產和三產變化不是太大，主要是工業部門，現在也開始了一種回暖的趨勢。
    供給和需求層面的變化就會帶來市場信心和預期的變化，于是無論是制造業經理指數，還是消費者信心指數都有了明顯的回升。
    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是最先復蘇的，關鍵在于政府的一攬子刺激計劃落實的比較到位。中央政府1.18萬億元投資，今年落實了接近5千億元。第二，中國寬松的貨幣政策創造了相對寬松的金融環境。每月新增貸款1萬多億元，對經濟的恢復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第三，在供給面上，政府出臺了十大產業規劃，對產業結構的調整，也起了積極的作用。第四，政府還采取了很多措施，穩定出口。現在雖然出口還在大幅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相對發達國家來說要低，市場份額還有所提高。
    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經濟的穩定回升還面臨諸多挑戰。首先，外需嚴重收縮的局面，可能不是一個短期的現象，會持續相當長一個時間。剛召開的廣交會，訂單數跟以前比較雖然接近了，但是出口額還是負的。外需收縮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國家消費率下降，儲蓄率上升，和透支消費模式改變。由于外需的規模很大，靠擴大內需，靠投資去彌補是很難的。
    第二個，經濟回升的動力不足。現在經濟的回升，主要靠政府投資計劃的刺激，沒有完全形成內升的動力。現在從投資的資金來源來看，增長最快的就是政府的預算投資。而且國有控股部門的投資增長要明顯高于非國有部門的增長。這反映了市場主體的投資熱情還沒有完全恢復。
    第三，企業利潤和財政的收入狀況，依然不容樂觀。盡管企業利潤的降幅在收窄，但依然是負的增長。政府的財政收入狀況，盡管最近幾個月也在好轉，但是實際上，財政收入的恢復在相當程度上，跟非稅性收入的增長和加強監管是有關聯性的。
    第四，就業的壓力依然很大，就業形勢依然嚴峻。盡管從指標上看，登記失業率不難看。但是，絕大部分農民工是不登記的。另外，從高校畢業生看，到9月1日就業簽約率是74%，網上還有很多人說是被就業的，74%估計好多學校達不到。
    第五，通脹的預期在發生明顯的變化。盡管價格指數10月份還是負的0.5，從指標上看還處在通縮的局面。但是你要跟老百姓討論這個問題，他不太相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資產價格在快速的上升，引發了通脹預期。而且現實的看，未來的通脹壓力也在加大。隨著美元的貶值趨勢越來越明顯，導致了國際市場的能源和原料價格大幅上升，對中國成本推進型的通脹會帶來直接的壓力。
    第六，信貸的規模面臨兩難的選擇。西方國家基本的貨幣政策功能單一，就是穩定幣值。中國的貨幣政策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于通脹預期的強化，往往使決策部門面臨兩難的選擇。
    最后，產能過剩的矛盾進一步加大。由于過去幾年，中國產能擴張速度實在太快。在國際市場迅速收縮的情況下，過剩的壓力就充分暴露了出來，而且可能在未來一個時期都會面臨這個壓力。
    所以，中國的經濟形勢是，首先遏制住經濟下滑趨勢，這個目標基本上實現了。下一個目標是調整和轉型。是中期的調整戰略，要解決經濟增長模式里面的兩個約束條件，來為更長期、穩定、健康的增長創造條件。現在很多人討論，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了30年，這種高速增長期還能延續多久呢？沒有答案。關鍵要看轉型能不能到位。所以說，明年基本的政策思路，是在繼續穩定增長、防通脹的同時，調結構、促轉型。現在討論比較多是處理兩個基本關系：第一個，保增長與調結構、與管理好通脹預期的關系；第二個，短期經濟政策與中期調整轉型戰略關系。財政政策方面，要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在保持政府投資規模的同時，促進民間投資的回升。貨幣政策要繼續實施適度寬容的貨幣環境，在保持流動性充裕的同時，抑制資產價格過快的上升。

    中國經濟將進入調整期

    如果更長期的做一個延伸和展望，王一鳴預計，以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為標志，全球經濟會進入一輪深度的調整。
    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全球化可能進入相對低潮的階段，歐洲人越來越用綠色貿易壁壘保護本國產業。二是催生新科技改革因素會增多。歷史經驗表明，往往危機之后，都引發了新的科技革命。這次危機之所以形成也與我們技術革命的周期有一定的關聯性。上世紀90年代，IT革命帶來了美國所謂十年繁榮，美國自己起了個名字叫新經濟。2001年網絡股泡沫的破滅，預示著IT技術創新高峰的結束。在這之后，美國的創業投資大量從IT行業退出進入房地產領域，引發了房地產的泡沫。三是全球再平衡調整。主要是指貿易不平衡，現在必須要經歷一個再平衡。這次金融危機可以說是強制性的調整。西方國家以前不儲蓄，透支消費，危機爆發以后逼著它們提高儲蓄率。中國現在要擴大內需，特別是要擴大最終消費需求，也是一種調整。
    全球的深度調整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一個是對出口依賴的模式會面臨巨大的調整壓力。第二，所謂的綠色能源革命，就是在你IT革命這一輪任務還沒有完全的時候，又給你從外部形成一個新的壓力，在新的技術領域不得不跟發達國家競爭。第三，發達國家所謂的再工業化，回歸實業，對中國的產品的市場空間也會形成新的擠壓。所謂的再工業化，要回歸實業，就是原來把制造這塊讓給中國了，現在要再要回來。第四，西方國家資產縮水，所以對外投資的規模會縮減，可能中國要繼續延續這種承接國際投資和產業轉移的模式也會受到相應的影響。第五，中國的相對地位提升了，但是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承擔國際義務和責任的壓力也在加大。在減排問題上，在反恐問題上，在防核擴散問題上，在控制流行性疾病問題上，在增加對最不發達國家援助方面都對中國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一個基本的認識，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會進入一輪調整期。”王一鳴說。調整的任務主要是要化解過去積累的矛盾。有兩個基本的任務：第一，在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外部需求在較長時期內難以恢復的情況下，要設法有效的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提高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第二，在產能過剩壓力加大，資源環境矛盾加劇和生產要素成本喪生的條件下，如何提升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改變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的過度的依賴。
    如果說中國過去30年，實際上已經經歷了一輪轉型，由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引入市場機制，參與全球化進程，實現勞動力轉移，提高居民的財富水平。未來的轉型，則主要是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個是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前講結構調整，更多是著眼于供給層面，講產業結構的調整。從現實情況來看，主要是解決產能的過剩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需求層面的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它涉及到既有的利益格局的調整，調整的難度比純粹的供給方面的調整要大。
    第二，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性轉變，改變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改變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怎么樣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資源利用的效率，緩解經濟增長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壓力，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這個都是要通過轉型來實現的。
    第三，體制改革的戰略性突破，為增長方式的轉移，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創造一個有利的制度條件。
    中國過去30年，什么時候發展的最好最快。回顧一下可以發現，就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后的這10年，是中國經濟最好的黃金時期。如果中國這次調整轉型能夠到位，這一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10年，有望超過之前的10年，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總之，危機蘊含著重大戰略機遇，調整孕育著新一輪的經濟繁榮。(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王一鳴現場答問錄

    1、提問：如何看待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問題？

    王一鳴：美國提人民幣升值，基本的出發點主要是所謂的貿易平衡。但是，在實現貿易平衡方面，實際上是有多種路徑的。中國為什么有這么多的順差，主要是有低成本的優勢。低成本的優勢來自于什么，很復雜，相當一部分是由要素和資源價格的扭曲導致的。怎么樣平衡這種貿易，調整匯率是最簡單的方法。可以馬上一步到位來實現這種平衡。還有一種辦法就是調整資源和要素價格。如果把中國的資源和要素價格恢復到一個正常的水平，就應該能解決一部分的貿易不平衡問題。所以實際上實現貿易平衡有三種路徑：一種是調整匯率，資源要素價格不動，這是西方人喜歡的路線。第二種路線，穩定匯率，調整資源和要素價格。第三條路線，就是把這兩個結合起來，既適度的調整匯率，同時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這一條可能是比較可行的，既能夠應對國際社會的壓力，又能使中國充分受益。如果僅僅是調整匯率，最主要的受益方絕不在中國。但是如果是調整資源和要素價格，最主要的受益方是在中國。

    2、提問：我國一線城市，現在的房價是上升的。這種房價的上升，到底是老百姓對住房的需求造成的，還是政府的投資進入了樓市，導致房地產泡沫造成的？

    王一鳴：回答這個問題是比較困難的。這幾方面的因素都存在。要承認，有中國城市化進程剛性需求的原因。由于市場化加快推進，人們收入增長，強化了改善居住條件的需求，這是剛性的。
    第二，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高儲蓄率。怎么去平衡這種高儲，無非有幾種渠道：一是投資，形成生產能力。二，可以去購置國外的流動資產，去買美國政府的債券，甚至可以持有美國的企業債券。三，還可以去投資國外的不動產。但是無論是通過哪種渠道，都很難完全平衡這種高儲蓄。我們去購買不動產，受到國際的約束；購買流動性資產，規模現在已經很大了；再去增加投資也受到了產能過剩的壓力。所以中國未來面臨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過剩的儲蓄推動資產價格的上升。
    第三，如果從制度層面上去解釋，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也沒有完全實現讓居民去通過商品房市場解決居住問題的例子。也有相當部分，是靠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去解決住房問題。香港人均收入水平比大陸高得多。但是香港也有20%的居民是住的廉租房，30%是住的公屋，只是一半人靠商品房解決住房。反過來檢討一下，中國政府在廉租房的供給上，保障性住房的供給上是不是不到位，這個對住房市場價格的上升影響很大。

人物簡介

    王一鳴：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理事、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常務理事。 1989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后長期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工作。1993-1994年歐盟中歐研究中心和比利時老魯汶大學應用經濟系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和區域經濟，主要著作有：《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研究》、《“十五”計劃時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知識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區域經濟政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