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10年里，中國農業的機械化程度提高非�？�，這意味著農業的勞動力蓄水池作用在減小。

　　●中國能做的就是讓產業盡量留在國內，防止“無就業復蘇”。

　　●中國的教育仍然與先進國家存在著巨大差距，提高教育水平，可以給中國帶來巨大收益。提高受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從性價比上保持中國產業的比較優勢。

　　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4月23日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作了題為“金融危機對就業影響及對策”的主題演講。蔡昉在演講中表示，當前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在經濟恢復中要防止無就業復蘇的危險。解決目前的困難，政府應有所作為，著力降低自然失業率。

　　失業率可能再漲一個點

　　蔡昉說，中國在這場金融危機下所遭遇的GDP的損失，其實并不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就業的損失上面很可能會更大一些。從數據來看，城鎮登記失業率從2003年開始，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但是到了去年，從4%的水平一下提高到4.2%，今年第一季度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3%，也就是說勞動力市場狀況從去年起開始變壞，而且今年一季度還在繼續。
　　再看更通用的數據——城鎮調查失業率。這個指標曾經因為上世紀90年代后期大規模的失業現象，在2000年的時候達到了最高的7.6%，但是從2002年開始下降，一直降到了2007年的5%左右，但是2008年又上升了，據推算大概比2007年漲了一個百分點。今年假如像去年一樣，城鎮調查失業率再漲一個百分點，就超過了7%，也就是說，有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僅次于2000年的失業比較嚴重的一年。
　　自然失業率也在上升，而且表現出順周期現象。據蔡昉介紹，勞動力市場上的變化，并不完全是周期因素導致的，失業也有自然失業，包括結構性的失業和摩擦性的失業。在很長的時間里頭，中國的失業率中最主要的部分，大概超過70%的因素是自然失業率，它和GDP增長速度、和經濟周期無關。但是，從去年開始的這一次失業率的提高，完全是周期現象，也就是說是中國實體經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了失業�！皬哪壳暗慕洕�指標來看，盡管稍微有一點點回暖的跡象，但是還很難看到有實質性的變化，因此對中國今年的就業仍然可能會產生很大的直接影響。”
　　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農民工就業的沖擊上。蔡昉說，農民工這一次是金融危機沖擊的一個主要群體。過去，城市經濟不景氣時，這些人就回到農業接著務農，農業被作為勞動力的一個蓄水池。但是，這一次不一樣了。
　　首先，在過去的10年里，中國農業的勞動生產力提高非常快，機械化程度的提高也非�？�，這意味著許多農民工回去以后也沒有太多的活可以做。其次，土地經過了各種各樣的調整，如二輪承包，有相當多的農民工已經沒有土地了。據調查，農民工當中至少1000萬人是沒有土地的。此外，今天的農民工已經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農民工，他們從來沒務過農，他們也干不了農業，也不想干農業。

　　防止無就業的經濟復蘇

　　“現在政府努力保增長，許多人預期，經濟增長恢復了，那么很自然的，失業率就會下降，就業就會得到恢復。但是我也有一個擔心，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叫做無就業的經濟復蘇。”蔡昉說。
　　據他介紹，2月下旬，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預計，美國經濟今年下半年就會開始恢復，但是失業會仍然保持很高的狀態。這是美國特有的一個病癥，叫做“無就業的復蘇”。這在美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兩次。第一次是1991年、1992年，那個時候美國經濟衰退，隨后經濟開始復蘇，但是失業率仍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這種狀態持續了十幾個月。到2001年、2002年的時候，美國又有一次經濟衰退，然后經濟開始復蘇，但是失業率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這一次持續了大概29個月。按照伯南克的預計，今年美國經濟開始復蘇，明年經濟就可望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好的增長速度，但是接下來還會是“無就業的復蘇”繼續。
　　“無就業復蘇”是怎么造成的？蔡昉認為，有兩個直接的原因。他說，經濟危機的時候，企業要考慮生存，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他們會選擇多用一些機器替代人工，從而增強市場競爭力。同時，當企業的這種行為轉變成一個產業的行為的時候，勞動密集程度比較高的產業就要轉移到海外去。產業調整之后，已有的勞動者和產業結構調整后的勞動力需求不匹配，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和摩擦性的失業現象就會增多。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中國可能會發生同樣的現象。因為金融危機影響到了中國的實體經濟，首先受到沖擊的是沿海地區，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外向型產業，這些企業有一部分已經開始采用機器、資本替代人工勞動。
　　“有人說，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不再具有比較優勢了，很自然要轉向別國，勞動力更便宜的那些國家，比如印度、越南甚至孟加拉。如果說這兩件事情都普遍發生了的話，那么，GDP增長就是恢復了，就業的壓力也不會減弱。因此，我們說，中國也要防止‘無就業復蘇’�！彼�說。中國能做的就是讓產業盡量留在國內，較好的辦法就是讓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內各地區轉移，從東部轉向中西部。

　　青年失業率高是常態

　　蔡昉說，中國每年新增就業2000多萬，基本上都是青年人，總的來看，新增就業問題是青年就業的問題。但是，青年失業率高本來也是常態，其他國家這樣，我們國家也是這樣。
　　為了排除金融危機的影響，用2005年數據來看：城鎮平均失業率是5.16%，24歲以下勞動力的失業率則高達9.5%；從農村來看，所有人的失業率綜合算下來還不到1%，但是24歲以下青年人的失業率高達4%。從文化水平來看，隨著學歷的提高，有失業率提高的趨勢。文盲的失業率只有3.3%，小學畢業人群的失業率有5.9%，上完初中就達到了7.7%，上完高中就達到了13%，上了大專的達到最高的失業率是13.4%，上本科以后低了一點，大概11.9%，讀了研究生和博士，失業率降到了10.4%。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保留工資的存在。所謂保留工資，就是一個勞動者去找工作的時候，不管他制定沒制定計劃，實際上腦子里面都有一個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資。在勞動力市場上越是脆弱的群體，越是沒有競爭力的群體，他的保留工資通常也是最低的，文盲的失業率低，就是因為他最容易接受企業提供的工作。然而隨著學歷的提高，保留工資也隨之提高。
　　但是蔡昉明確表示，不贊成通過降低教育去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問題。首先，中國的教育仍然與先進國家存在著巨大差距，提高教育水平，哪怕僅僅就提高到高中水平，就可以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收益。據他研究，如果把現在中國企業職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到高中，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就可以提高24%。同時，城市的勞動力報酬可以提高17%，農村的勞動力報酬可以提高21%，從而以性價比保持中國產業的比較優勢，提高中國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勞動者的收入。
　　蔡昉說，經濟危機時期是人力資本積累的最好時期。由于不好找工作，人們可能愿意多讀一些書。美國人力資源的雄厚基礎就主要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打下的。接下來在二戰之后，又有1200萬退伍軍人，于是政府通過了一個退伍軍人保障法案，幫助800多萬退伍軍人上了大學。這是構成美國此后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促進就業政府應有所作為

　　當前我國就業壓力比較大，蔡昉表示，在解決就業的問題上，政府應該有所作為。他說，過去，我們保GDP增長，但是GDP和就業不同步。我們過去有過這樣的經驗，1998年以后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政府投資的方式帶動經濟增長，但在就業的帶動上沒有取得好效果。當前政府提出4萬億元投資擴大內需，如果按照現行的結構投資，可以創造4765萬就業崗位，相當于當前全部非農產業就業的10.5%；但是如果按照最大化就業方案投資，則可以創造8321萬的就業崗位，相當于目前非農產業就業的18%。
　　政府應該如何促進就業？蔡昉說，這首先要從政府目標的優先程度說起。在美國，就業在宏觀經濟政策當中取得崇高地位是在1946年，當年通過的就業法案第一次明確地把聯邦政府的責任界定為：第一最大化就業，第二最大化產出，第三最大化購買力。但是由于后來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同時存在，1978年美國政府又通過了一個“充分就業與平衡增長法案”，把就業的重要性降低了。
　　現在，中國政府遵循宏觀調控四大目標：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這與1978美國充分就業法是一樣的，目標很多但是顧此失彼，不能說它是就業優先的宏觀經濟概念。同時中國的貨幣政策也受到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干擾。
　　蔡昉呼吁，現在政府工作目標應該更加關注就業，宏觀經濟政策也好，貨幣政策也好，財政政策也好，產業政策也好，都應樹立就業優先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好當前中國面臨的周期性失業問題。同時，由于自然失業包括摩擦性的失業和結構性的失業，都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相關，如果政府能夠順應勞動力市場要求，提供好的就業服務，就業培訓，包括中介等等，也就可以降低自然失業率。
　　蔡昉說，“如果我們能夠作好勞動力市場，做好就業服務，我們從自然失業率中找回一個百分點、兩個百分點也不是不可能的。2008年社會各界非常關注《勞動合同法》，其實當時還和它一起出臺了一部《就業促進法》，作用就是通過消除勞動力市場的歧視，明確政府的責任和各個方面能夠有利于降低自然失業率的措施，這部法案我們現在更應該很好地發揮它的作用，這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昉簡介

　　1956年9月生于北京。198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研究員。1985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9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5年以來，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并任研究室主任，1993年被評為研究員后，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并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人口學系主任，1998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并任《中國人口科學》雜志主編。2008年3月任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國人口學會和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委員、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專家委員會委員等。
　　1998年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國留學人員杰出成就獎。第四屆中國發展百人獎獲得者。

　　[背景鏈接]未來就業形勢展望

　　未來中國的就業形勢變化，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走勢變化。目前來看，金融危機是一個周期性沖擊，對2009年的城鎮就業形勢帶來了空前的壓力。這種就業壓力不僅來自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就業崗位減少，而且還來自新增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增加。在不利外部環境下，城鎮就業形勢也面臨著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就業政策等一系列有利因素。為了促進城鎮就業形勢向積極方面轉化，我們需要在樹立戰勝金融危機信心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的政策因素去消除不利的外部環境影響，通過經濟復蘇拉動就業增長。
　　農民工提前返鄉數量相當于就業崗位減少的數量。長期以來，農業部門扮演就業蓄水池角色，一旦遇到嚴峻的城市就業形勢，農村勞動力就通過返鄉務農來緩解城市就業壓力。在新的形勢下，農村勞動力外出數量，是構成城市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的關鍵性因素之一。如果按70%的農民工依然外出，那么，粗略地估計農民工的就業崗位缺口接近1400萬左右。
　　城鎮的新增勞動力數量非常龐大。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大約有830萬，2009年大中專學校畢業生數量有610萬人，加上去年尚未落實就業的150多萬，城鎮本身需要解決就業的人數將達到1500多萬人。不考慮就業崗位繼續減少的情況，大約需要新增將近3000多萬個就業崗位，才能解決全部就業問題。然而，我國經濟增長創造城鎮新增就業崗位每年大約900多萬，顯然不能滿足勞動者的就業需求。(據《光明日報》)

　　[背景鏈接]姚景源：金融危機下的中國就業形勢

　　在第七屆中國百貨業高峰論壇上，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說，中國就業壓力究竟有多大，我們國家16-65歲的這一檔的勞動年齡人口有多少，明年全國要進行人口普查，準確數得明年出來，2004年的數是9.09億，這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發達國家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七大國，人口總數加在一起比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還少3個億，這就是中國的就業壓力，我們考慮任何事情都要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有時候我們會說一些行業附加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不能僅看這個，還要看吸納勞動力，我不贊成不少城市，包括北京搞公共汽車無人售票，一個汽車增加兩個售票員還能增加兩個就業崗位。(據新浪網)

　　[背景鏈接]國家統計局局長：5萬-6萬企業歇業7萬企業新開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南部地區的影響是：確實有五六萬戶企業歇業，但同時新開辦的企業有7萬多家。”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第二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上表示。
　　此前，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曾發布統計數據稱，全國今年上半年有6.7萬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倒閉，其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代表的紡織行業倒閉超過1萬多家。
　　至于如何看待企業減產、半停產的情況，馬建堂昨日指出，企業出現困難會影響就業形勢，這就需要政府采取積極的政策，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避免經濟下行帶來的負面效應。
　　“我們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競爭力不強、主業不突出的企業開始減產、停產、半停產。這也是結構調整方面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恰恰是我們國家多年來要推動實現的�！瘪R建堂說。(據《第一財經日報》)

　　專家點評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白重恩：蔡教授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做了一個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觀點，比如說他用了非常實在的數據告訴我們，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并沒有喪失，盡管工資在增加，但是我們也同時要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把工資和它所產生的勞動生產率結合起來看的情況下，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并沒有喪失。他還告訴我們，當我們經濟增長波動的時候，正式部門的就業反映比較敏感，但是非正式部門反映就不那么敏感，在經濟周期比較低迷的時候，正式部門的就業就比較低迷，但從正式部門失業的勞動力被非正式部門吸收了，非正式部門可以吸收大量的勞動力。這對我們非常有啟發意義，說明勞動力市場中非正式部門的靈活性，確實對我們創造就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現場答問

　　●提問：我們在分析結構性失業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教育系統是行政壟斷，而現在的就業市場基本上已經開放了，就業的信息，就業的需求得不到教育市場的支持，導致結構性失業。這樣的話，研究是不是應再擴展到教育培訓這一塊？

　　●蔡昉：教育是生產人力資本的部門，教育能不能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就成為我們應該去關注的內容。目前國務院正在制定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這里面也涉及一些目標。全國人大也在審議教育部長周濟做的關于職業教育的報告，積極發展職業教育，適應對勞動力市場需要。比如我們界定一個總體的目標，在第二年以后就逐漸使中等職業教育的招生規模超過普通高中的招生規模，接下來使高等職業教育逐漸和普通高等教育總量持平。所有這些都是嘗試著讓勞動力市場和教育更加銜接。

　　●提問：剛才提到“無就業復蘇”，不知道伯南克做這個報告的時候有沒有提出一些政治性解決的措施，您也提到美國有幾次都出現無就業的復蘇，那么是不是就業本身就是滯后于經濟復蘇的，而政府對這方面是無能為力的？

　　●蔡昉：首先，就業復蘇滯后于GDP復蘇，不是歷來如此，美國也是1991年第一次出現。其次，用機器人替代自然人，把產業轉移到海外等，這是美國人提出來的。美國人已經在采取措施了，比如說投資上的保護主義等，都是著眼于它的就業，因此也可以看做是防止“無就業復蘇”的措施。

　　在中國，我們可以倡導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和承接。其實這個工作已經在做。此次金融危機中西部地區表現比沿海地區要好，尤其是中部地區表現很好。

　　●提問：剛才您提到作為經濟危機有一個好的方面，可以實現創造性的毀滅或者強制性的淘汰，但是我們看到，從短期的目標來講，需要保就業，所以包括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雖然有實現產業升級的需要，可是我們也仍然需要勞動密集型產業吸收剩余的勞動力，包括像技術創新這一塊，可能也要讓位于就業，這個短期和長期的目標怎么權衡？現在也有一些兩高項目得到了審批，高污染和高能耗，請問您怎么看？

　　●蔡昉：我們知道，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所帶動的就業不是很多的，上這樣的項目純粹是為GDP而GDP，因此我們堅決反對這樣的項目。另一方面我們的產業升級如何和我們最大化就業有效地連接起來，其實有的時候這是難題，但是這個難題在純粹的政府不太干預的經濟中也不難，因為你之所以要產業升級是因為你的資源稟賦變了，你的勞動力不再豐富了，不再無償供給了，也不再便宜了，很自然你的產業升級被你的資源稟賦結構變化了，但是我們政府干預太多，各種各樣的政策，特別是產業政策，地方政策作用太強的情況下，有時候我們也看不清趨勢，或者說生產要素價格被扭曲了，但是也有一個可以解決的辦法，就是我們中國有東中西，也就是說沿海地區利用這個機會實現產業升級，產業結構的優化是必然的，但是它所置換出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并不是必然到印度去，也可以到中部去，中部相當于原來沒有工業或者只有一些非�；�礎的工業，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也是它的產業升級，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有巨大的地區差距和資源稟賦結構的差異，我們可以通過產業結構在沿海地區升級，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中西部地區承接三者的統一解決這個問題，又兼顧就業又兼顧到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