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機場清潔工梁麗在垃圾桶旁“撿”到一箱價值超過300萬元人民幣的黃金首飾！因為這筆橫財，梁麗有可能要被司法機關以盜竊罪進行起訴。
　　正如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吳學斌所認為的，根據案發過程來看，梁麗是以為那個紙箱是他人的遺棄物才拿走的，她并沒有意識到紙箱里可能裝有數額較大的財物，因此梁麗不具有盜竊的故意；后來，梁麗在知道紙箱中裝有黃金首飾，顯然不屬于丟棄物后，沒有將物品交公而是拿回家中，可見其主觀上存在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意圖。所以，梁麗的行為只是涉嫌構成侵占罪，而不應以盜竊罪定罪。
　　從幾大門戶網站的留言來看，絕大多數網民也都認為梁麗的行為不應以盜竊罪論處，但是網民得出這樣的判斷更多的不是基于法理上的分析，而是更多地基于與一些官員與富人涉嫌犯罪所受處罰較輕所作的比較：有些官員與富人罪行比梁麗嚴重得多，他們可以被免予刑事處罰或受到較輕處罰，梁麗為何就要受到“輕罪重罰”的對待？
　　而一些網民所以會得出部分官員與富人被“重罪輕罰”的判斷，顯然與近些年來發生的一些案件的處置有關。如貴州習水縣數名公職人員與不滿14周歲幼女發生性關系，檢察機關不是以強奸罪而是以處罰相對較輕的嫖宿幼女罪起訴；四川宜賓縣國稅局白花分局局長盧玉敏以6000元價格與未成年學生發生性關系，當地公安機關以其不知對方未滿14周歲為由僅僅給予行政拘留15天的處罰；部分貪官盡管受賄達數千萬元但被判處有期徒刑，而未被處以極刑；一些企業高管盡管以各種名目不當占有巨額國有資產，但是未被認定為是犯罪，等等。這些案件中部分案件的處置方式與結果，甚至可說是突破了公眾的心理承受底線，以至于當出現發生在平民身上的梁麗案、許霆案這樣一些案件時，總不免會習慣性地將其與一些他們認為處罰畸輕的案件作比較，甚至簡單地據此得出對梁麗、許霆們治罪就是“不公”的判斷。
　　網民為梁麗可能因為“撿”到貴重物品被治罪“打抱不平”，一方面折射出對部分有身份與地位者被“重罪輕罰”的不滿，另一方面又暗含著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實現的企盼。而這種“特別關注”背后隱藏的更為深層的社會心理則是，任何人身上都可能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案件，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不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實現，則任何人都會有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可能，任何人理應享有的被平等對待權利都可能難以得到充分的尊重。從這個意義上說，為梁麗可能因“撿”到貴重物品被治罪而“打抱不平”，折射出的實是一種對于平等權能否得到更為充分尊重、平等原則能否得到更為充分體現而生發出的焦慮。
　　盡管司法機關不能簡單依據民意與民眾心理辦案，但是民意與民眾心理卻是一面反映司法公正是否得到了充分體現的鏡子。因為顯而易見的是，如果司法公正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體現，則民眾心理會是平靜的、平和的，民意會是理性、睿智的；而如果民眾對某些案件的處置普遍表現出失望與不滿，則很可能確是某些案件在處理上出現了一定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司法機關應以民眾反應為鏡鑒，比照自己的司法行為，糾正其中確實存在問題的方面，在更大程度上促進司法公正與社會正義實現。

　　新聞背景

　　圍繞深圳機場女工梁麗“撿”巨額金飾案，輿論爭議焦點圍繞梁麗行為性質是“盜”還是“撿”。深圳市公安局日前通報，深圳警方初步認定機場“撿”巨額金飾女清潔工涉嫌盜竊罪。
　　2008年12月9日9時許，深圳市公安局機場分局接到事主報警稱，其在深圳機場B號候機樓辦理登機和行李托運手續時，放在手推行李車上的一箱價值261萬余元的黃金首飾被盜。該局機場分局立即組織警力趕到現場組織查找。經調取現場監控錄像發現物品涉嫌被人盜取，即立案展開偵查，并于當日將涉案嫌疑人梁麗抓獲歸案，繳獲了大部分涉案物品。
　　深圳警方稱，公安機關從接警、立案偵查、采取強制措施、提請批準逮捕、執行逮捕到移送起訴，每個環節都是依據法律，按照規定的程序和時限進行的。
　　對于“撿”、“盜”之爭，深圳警方回應稱：現有證據證明梁麗既有主觀上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動機，也在實際上實施了秘密竊取的行為，公安機關以涉嫌盜竊進行立案偵查證據充分確鑿，檢察機關也依照程序和法律規定批準了逮捕。現檢察機關認為案件尚有部分證據需要補充，深圳警方依照程序正在補充偵查，這也是法律規定的正常辦案程序。
　　對于媒體報道的深圳機場和梁麗各自的陳述，梁麗取走行李車上的紙箱并交工友保管、與工友一起開箱查看、找人鑒定真假、拿回家等等案情細節，深圳警方回應稱：由于該案正在偵查階段，根據有關法律規定，為了不影響案件偵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現階段不宜公開有關案情。
　　目前，法律界對此案應該以非法侵占罪起訴還是以盜竊罪起訴存在較大爭議。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盜竊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盜竊的行為。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或者他人遺忘物、埋藏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交出的行為。爭議一方認為，女清潔工梁麗在機場大廳“撿”到物品，以為是乘客遺棄的物品，當時并不知道里面裝的是什么，應該是“撿”，不是秘密竊取。而另一方認為，物品是在機場辦證、托運大廳的行李車上，梁麗是機場工作人員，在這種情形下拿走旅客物品，跟普通老百姓在大馬路上撿到無主物品，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記者也從深圳市律師協會了解到，深圳市律師協會擬于16日圍繞深圳機場女工梁麗“撿”巨額金飾案召開研討會。(吳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