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法》的修正亮點頻現，但還需要《律師法》相應的實施細則的跟進，解決與其他法律存在沖突的問題，打破一些地方偵查、司法機關權力缺乏監督的“潛規則”。

　　6月1日，實施了11年的《律師法》將被新法所取代，其中新增、修訂條款多達40余條，著重解決了“會見難”、“閱卷難”等長期存在于律師界的“老大難”問題，并增加了“個人可設律師所”、取證可借用司法強制力等內容。

　　《律師法》的修正亮點頻現，有望解決過去律師執業過程中出現的某些問題。但希望這一部法律在司法實踐中發揮更大作用，還需要《律師法》相應的實施細則的跟進，解決與其他法律存在沖突的問題，打破一些地方偵查、司法機關權力缺乏監督的“潛規則”，從而讓《律師法》保障人權的作用順利實現。
　　舉例來說，《律師法》規定，“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但是，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除外。”這是對律師“法庭言論豁免權”的規定，對于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什么是“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如無明確規定的話，在實踐中很容易形成某種“潛規則”，導致律師的意見變相地被壓制。
　　再比如說，對于沒有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在《律師法》修正之前，就規定律師可以根據法律的規定直接會見犯罪嫌疑人，但在司法實踐中，律師要會見犯罪嫌疑人往往需要偵查機關的批準。那么，《律師法》修正后，某些偵查機關會不會以其他形式來限制律師的“會見權”，形成新的“潛規則”呢？
　　對此，筆者建議，仍需在完善監督與制約公權力的制度上下工夫，要依法規制偵查和司法權力；人大要加大對《律師法》實施的執法力度，堅決糾正違法現象；立法機關應當及時針對法律沖突和法律存在的漏洞加強立法，制訂具有操作性的實施細則，讓《律師法》發揮更大的保障人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