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安監局原副局長胡建昌因收受礦主曾云高的賄賂，違規為廣東梅州興寧市大興煤礦發放安全生產許可證，最終導致共有121名礦工遇難的興寧特大礦難發生。廣州市中級法院日前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并處沒收財產5萬元。（《檢察日報》3月19日）

    按照我國法律規定，個人受賄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胡建昌收受礦主的賄賂達10萬元，并且導致大興煤礦發生透水事故，造成121名礦工死亡，直接經濟損失高達4725萬元，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讓人有些不可思議。
    縱然胡建昌在偵查前就主動向公安機關交代自己犯罪的情況，并交出曾收取的14萬元賄賂款，有明顯的自首表現，但是自首之功與礦難嚴重危害后果相比，實在難以相提并論。
    當然，這不能怪罪法院。我國法律關于受賄罪的規定，除了最高人民檢察院規定個人受賄數額雖然不滿5千元，但因受賄行為而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應該立案以外，在量刑上并沒有相關的規定。這就造成了司法對受賄罪以錢量刑的現狀，把受賄罪的危害后果丟在了一邊，有違罪責相當的原則。
    如今的受賄犯罪已經與傳統的受賄犯罪大不相同，受賄犯罪不僅僅是個人收了錢，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而且受賄后往往造成的危害后果非常嚴重，已經超出了金錢可以衡量的意義。如就該案來說，受賄10萬元怎么能與礦工的生命相比。
    如果不計受賄罪的危害后果，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胡建昌聽到宣判結果后依然不滿，竟然在法庭聲稱：“我已經交出全部受賄款項，為何還要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確，如果該案不是因為牽扯到有全國影響的興寧特大礦難，也許存在胡建昌被判緩刑的可能，這無疑是更有諷刺意味的。
    該案值得反思。一是我國法律對現在的受賄犯罪必須有本質性的認識，把危害后果列入量刑情節，予以完善。我們說要嚴懲侵犯人民群眾利益的腐敗，就是必須注意腐敗的危害后果，如果量刑不考慮腐敗的危害后果，就會游離我們反腐敗的主旨，在法律上削弱了反腐敗的力度，浪費反腐敗資源。
    二是把受賄罪的危害后果列入量刑情節，有利于警示負有行政監管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胡建昌雖然有自首情節，但是他對法院的輕判依然喊冤，我不知道他對礦難的發生是否有負罪感。這種負罪感對胡建昌來說，是我們通過審判該案必須達到的效果，而對其他負有行政監管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來說則應該成為責任感。這是刑罰懲戒腐敗犯罪最重要的預防意義，我們不能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