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警方近日公布的被執行逮捕的14名涉黑涉惡團伙首犯中，有四人頗為引人注目，他們是黎強、陳明亮、王天倫、賀倫江。
　　他們都有一個特殊的身份：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紅帽子”與“黑老大”，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演繹了一場真實的“變臉”。

“打黑除惡”戰功卓著的重慶市公安局。本報記者肖波  攝

    雨后瘦長的石階，灑滿江面的漁火，轟鳴著穿街過巷的“摩的”，喧鬧的火鍋店和光膀子劃拳的食客，手持竹扁擔歸巢的“棒棒”。山城重慶似乎放下了所有重負，在夜色中恣意袒露著熱辣和率真。
    緊鄰朝天門、曾見證了清代重慶繁華商埠歷史的湖廣會館，古戲臺上正在上演川劇絕技“變臉”，倏忽之間變幻莫測的臉譜，博得滿堂喝彩。沒等掌聲平息，一束束火舌從表演者口中倏然噴射，在夜幕中劃了長長的跡子，叫好聲此起彼伏。
    與舞臺表演相反的是，現實版的“變臉”正悉數黯然謝幕退場。許多張另類“變臉”者的臉譜，在重慶此輪“打黑”風暴中被一一撕破。重慶警方近日公布的被執行逮捕的14名涉黑涉惡團伙首犯中，有四人頗為引人注目，他們是黎強、陳明亮、王天倫、賀倫江。
    他們都有一個特殊的身份：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紅帽子”與“黑老大”，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演繹了一場真實的“變臉”。

    撕破的臉譜

    “黎強、陳明亮、王天倫、賀倫江過去在重慶本地媒體上都或多或少露過面，知道他們都身家過億，是叱咤一方的企業家，給人的印象是貢獻似乎很大。”重慶一家媒體的同行告訴記者。直至四人臉譜被撕破，身陷囹圄，大多數市民才知道他們“很暴力”。
    有市民對記者表示：“身在重慶，你不得不和這些涉黑犯罪團伙發生聯系。過去你要住他拿地建成的房，吃他控制的豬肉，坐他的馬仔壟斷的公交車。他一不高興就可以叫你家破人亡，跺一腳就可能導致大面積的肉價上漲。”
    西南政法大學社會學系一位學者對記者說：“以前說重慶人是‘擱下屁股喝酒，直起腿腿殺人’，雖有些夸張，但歷史積淀確實在某些現代重慶商人身上得以延續。”
    該學者分析說，處于兩江交匯的重慶，曾是整個西南地區的貿易中心，重要的水路碼頭。碼頭的組織形式是“幫派”和“堂口”，帶來的一方面是“堂口”內的互助與協作，另一方面是“堂口”之間的競爭乃至拼斗。帶有濃厚江湖意味的碼頭文化自古盛行，浸潤到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現在看這四個‘紅帽’商人的真面目，無一不是憑借江湖手段打壓正當商戶和正規企業，逐步發展成為‘行霸’，進而壟斷經營。”這位學者如是說。事實上，搶地盤、爭市場的“碼頭割據”故事早已在坊間廣為流傳，其中不乏充滿血腥和暴力的傳聞。
    作為重慶最早從事公交客運的民企老板，重慶渝強實業(集團)公司董事長黎強，事發前是重慶市人大代表、巴南區總商會(工商聯)會長。
    一家民營運輸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在歷次重慶市民營公交車運營線路招投標和爭奪中，黎強都要通過強占明搶，擠占其他同行的經營權，“群毆”屢試不爽。
    記者掌握的一份由部分車主提供的投訴信稱，黎強為爭奪線路經營權，數次組織社會閑雜人員進行打砸搶。2007年8月9日，黎強指派一干“平頭”在鵝公巖大橋橋頭，搶走了玉祥公司的一輛客車。憑借“硬拳頭”，黎強近幾年拿到了遍及重慶的100余條公交線路經營權。
    黎強靠公交運輸起家，但其近幾年才開始經營的房地產業卻“高歌猛進”。有人艷羨黎強能拿到黃金地段的土地，“且只用了相當便宜的價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房地產開發公司負責人對記者說，黎強能拿到便宜的地，依仗的是黑惡勢力。幾次有黎強參與競拍的土地拍賣會上，都有“平頭黨”的出現。競拍前，“平頭黨”向前來競拍的開發商們發出了不許參與競爭的“通牒”，否則“后果很嚴重”。懾于黎強的淫威，很多有實力的開發商只得成為競拍會上的陪襯。
    據介紹，原渝中區人大代表、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明亮平日里很低調，但黑道功夫頗深，開夜總會、放高利貸、強索債務、操縱賭場，“樣樣都要得”。
    陳明亮團伙的活動據點“云夢閣夜總會”的一個“媽咪”跳槽，該團伙立即對其實施報復，砸了其所在的場子。為爭地盤，該團伙成員先后在大渡口、九龍坡、渝中、渝北等地制造故意殺人案兩起(殺死兩人)、故意傷害案件兩起(致重傷兩人、輕傷一人)。 
    2008年4月，重慶一資產上億元的知名房地產開發商向陳明亮借高利貸250萬元，約定每月利息20萬元。后因開發商無力按時付息，從2009年2月開始，陳明亮將其軟禁近一個月并實施暴打。后來，該開發商連本帶息先后支付給陳440萬元，還欠35萬元。
    大渡口區政協委員、上海梅林控股子公司重慶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天倫，也是靠一路打打殺殺占據了重慶豬肉市場41%的份額。銅梁縣作為重慶第二大綠色生豬基地，擔負著主城區生豬和鮮肉的供應，但主城區一些“肉霸”頻頻對銅梁鮮肉供貨者暴力驅趕。
    虎峰屠宰場老板魏元海告訴記者，他曾多次接到自稱是“今普人”的恐嚇電話，警告他要想活命，就不要往市內一些農貿市場送貨了，再往這里送一兩肉，“打死你龜兒子”。魏表示，五家向主城區供貨的老板都戰戰兢兢，雇傭“保鏢”送貨。
    借助黑惡勢力開道，2006年起，今普公司“成功”地進入重慶市各大中小學食堂，成為“放心肉供貨企業”，并開始了在全重慶各大市場開設專賣店的進程。短短幾年間，今普公司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生豬屠宰企業。
    渝北區政協委員、重慶市華廈建筑公司總經理賀倫江的發跡也殊途同歸。2008年，重慶公路局和賀倫江合資組建同聚福收費公路建設開發公司，在渝北區建收費公路。公司由公路局控股，董事長、總經理及財務總監由公路局委派，公路收費員由公路局從重慶養路段的年輕道班工人中選調。
    公司運作不久的某日，同聚福公司開管理人員會議，會上因公路局委派的總經理張方池和賀倫江意見不合，賀拂袖而去。賀離開不久，會議室突然闖進十幾個打手，啥話都不說見人就砍，張方池奪路逃命。公路局派出的職工大白天被追得滿街跑，數人被砍傷。
    最后，公路局在同聚福公司只留一個財務總監，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和職工全部調回。自此，公路局占60%股份的同聚福公司事實上淪為賀倫江的“囊中物”。

    光鮮的“變臉”

    川劇的“變臉”也許是戲劇化人生的舞臺再現，而現實生活中的“變臉”似乎比舞臺表演更具戲劇性。
    “一方面持槍殺掠、欺行霸市、肆意施暴、坐地收錢、敲詐勒索、開賭放貸，一方面卻相繼戴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桂冠，這種效果恐怕連川劇‘變臉’演員都自愧弗如。”當地一些人感嘆。
    重慶市機關一名干部說，這些黑商一方面假惺惺地搞一些扶困濟貧的公益活動，另一方面則覬覦政治地位，想方設法往自己頭上加種種“光環”，一頂接一頂的“紅帽子”，把自己打扮得“有頭有臉”，貌似一方慈善家、代言人。
    渝強實業公司對黎強個人簡介的一段內容是：隨著企業發展和規范管理，利潤每年增長，上繳國家利稅年均增幅15%，連續三年保持巴南區納稅大戶地位，為社會提供就業崗位3000余個。
    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的一份材料如是介紹董事長陳明亮：先后為捐資助學、抗洪救災和修建人民廣場等捐助八萬余元，特別是承諾對渝中區50戶孤寡老人和下崗職工每人每月100元的捐助，五年共30萬元，現已全部兌現到位。
    這份材料說，近三年陳明亮都參與了區政府組織的城市貧困職工慰問活動，受到群眾好評。近年來陳明亮還在支持北方飲水打窯工程、捐助合川小學的光彩工程以及抗擊非典、捐助貧困大學生等活動中，積極捐款捐物。
    今普公司“亮點”也頗多。記者在今普公司網站“總裁介紹”頁面看到的文字表述是，王天倫“富而思源，熱衷于公益事業，已先后為家鄉修路、辦學、改善公安部門工作條件等，捐贈近500萬元。創建規模化、有社會責任感的百年企業是他的追求目標。”
    記者從今普公司得到的一份簡報材料描述說，2008年1月11日，雖時值寒冬，今普公司卻處處洋溢著溫暖的氣息。公司作出決定，為大渡口區5300多個低保困難戶贈送價值16萬元的豬肉。
    “在喜迎新年的時候，不要忘記在我們周圍還有一些困難群眾吃不起肉。”公司董事長王天倫說，公司委托大渡口區民政局為每個低保戶發放“愛心豬肉券”，他們可憑券免費在今普公司展銷大廳領取價值30元的豬肉。
    賀倫江也“不甘落后”。有資料顯示，2005年，賀倫江捐款20萬元修建“黔江圣然希望小學”。2006年賀捐款20萬元修建江津區龍華中學教學樓。從2005年起，賀倫江每年拿出五萬元資助渝北區暨華中學七名學生讀大學。2006年抗旱救災捐款中，賀倫江捐款6.3萬元。2008年10月12日，重慶一民主黨派與萬州區委簽署合作協議，簽字儀式上，賀倫江向柱山鄉捐助教育基金20萬元。
    這些小投入，卻獲得了“超值”的產出和回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紅帽子”接踵而至。僅就黎強而言，除了成為市人大代表，他還掛有多個官方或半官方頭銜：重慶市巴南區第十二屆政協常委、巴南區工商聯(總商會)會長、中國道路運輸協會出租與租賃協會常務理事、重慶市道路運輸商會(協會)常務副會長。
    賀倫江也赫然入選重慶市某權威部門編寫的《當代重慶名人志》一書，被列入“工商巨頭、貢獻卓越”篇。
    而當地不少干部質疑，一個以黑道手段“經商”的團伙，雖然上繳了稅收、創造了就業，但其欺行霸市的“經營”行為，打壓了多少合法經營的企業、破壞了多少潛在的就業機會？涉黑團伙的行徑，給百姓生活、生產和心理帶來的傷害，又豈是“錢”可以衡量和抵償的？
    事實證明，這些黑商頭目多一頂“紅帽子”就多了一份“資本”，更增加了若干倍的跋扈。
    重慶市行政學院一位專家分析說，“紅帽子”作用至少有三：一是介紹信，便于出入高層，抬高身價。二是護身符，“未經同級人大常委會的許可，不得拘捕人大代表”的規定，讓一些黑道人物對代表身份趨之若鶩。三是權力棒，一旦進入代議機構，必然動用手中的權力來影響政府決策和司法行政。四是漂白劑，“漂白”黑道出身，涂上保護色，使得民眾不敢輕易舉報，司法機關也“讓其三分”。
    據當地一位人大代表稱，“兩會”期間，黎強曾直言不諱跟其他代表講：“開不開會無所謂，我就是來跟領導照相的。”黎強開會時心不在焉，一散會馬上就來了精神，一個勁地在領導跟前鉆來鉆去，拍到有領導參加的合影如獲至寶，沒拍到則一臉不高興。
    一位與黎強有過接觸的人士，向記者展示了一張黎強發給他的名片，“市人大代表”的頭銜赫然印在名片的顯眼位置。
    當地一些人士質疑：黎強、陳明亮等都不是一夜暴富，其發跡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他們成為“黑老大”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他們是如何“變臉”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
    記者就此分別向重慶市人大有關部門和渝中區人大、大渡口區政協和渝北區政協提出采訪要求，查閱黎強、陳明亮等四人的“人大代表候選人登記表”和“政協委員推薦提名登記表”，都被婉拒。
    一名當時參加投票選舉的區人大代表說：“我只是憑候選人登記表上的介紹來決定投誰的票，如果介紹材料真實寫了黎強的歷史和現實表現，我當然不會選他。”

    做大成勢

    重慶打黑颶風無疑撕開了黑惡勢力的一角，其組織嚴密、力量之大，令人瞠目結舌，黑惡勢力與資本、權力相互勾結的局面隱約可見。
    在重慶，黑惡勢力有槍不是什么稀奇事，犯罪技術和裝備正逐步升級。今年6月，警方查獲了某涉黑犯罪嫌疑人私藏的一大批槍支彈藥，其中有56式沖鋒槍、德國PP手槍、捷克CZ手槍等世界名槍。
    重慶警方一位人士告訴記者，一些黑惡團伙甚至有了警方專用的移動通訊定位系統和監聽設備，性能非常先進。他們有的以每月10萬元以上的高薪聘請專業人員操控這些高端設備，觸角越伸越廣。
    這位人士表示，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擁有了一個合法化的企業外殼，里邊匯聚了各色人等，其內部已形成森嚴的等級結構和明確的責任劃分：有人專門負責殺人搶劫，有人負責合法投資經營洗錢，有人負責獲取重要經濟信息和官員個人“灰色信息”，有人專司腐蝕拉攏國家公務員尋求保護。在此基礎上還建立起一整套財產分配和福利保障機制。
    “只要他們看中了某個領域、某個項目有利可圖，就不擇手段，長驅直入，‘攻城略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
    當地一名執法機關干部說，“黑老大”坐擁各種各樣的“桂冠”，如同擁有了“監督豁免權”，不僅執法部門一般不敢輕易對他們說個“不”字，甚至輿論對他們也是只“添彩”而不“抹黑”。
    這名干部說，有時執法部門到這些企業調查處理問題前都得掂量掂量：這會不會讓人看成是“砍旗”“打擊先進”？久而久之，“黑老大”難免產生出一種唯我獨尊、誰奈我何的“英雄氣概”，并逐漸膨脹為對上層建筑及公共利益領域的排擠、挾持。
    據渝北區一名干部透露，賀倫江作為區政協委員，在本地說話“聲音很響”。2006年8月22日，20名區內著名民營企業家代表參加區委組織召開的“創業興業、爭創一流”專題研討會，賀倫江應邀參會并發言。
    賀在會上大談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企業為社會做貢獻、為歷史做貢獻是一種責任”。賀突然話鋒一轉：“職能部門應該與民營企業面對面座談、交流，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并歷數一些部門的“不作為”，弄得相關部門負責人“冷汗直冒”。
    這名干部說，賀倫江此言是有所指的，他的非法利益得不到滿足，就會利用重要會議、重要場所向有關部門“發難”，直至相關部門屈服。“文攻”不奏效的，就策劃鬧事，“鬧得越大越好”。鬧不出結果就必然選擇施暴。
    一位熟知黎強的人士說，此人霸氣十足。一次一名政府領導在臺上不點名地歷數一些企業存在的問題，正在“打瞌睡”的黎強突然站起來，指著該領導的鼻子開罵：“是不是在說我？××的，小心老子叫你從這個位置上滾下來！”
    據另一位當地干部稱，巴南區不少政府官員很怕黎強，因為他“跺跺腳就能震掉外墻沙”，經常聲稱“我要誰下誰就下”。
    據稱，黎強曾為一座收費站的設立大動肝火，因為這增加了公司車輛運營成本。他直接向手下指令：“找幾十個人把收費站掀了，先把事情搞大再說！”
    一位知情人士說，在與玉祥公司的營運權轉讓糾紛中，黎強更是利用自己市人大代表身份干涉法院對案件的審理，并邀約多位市人大代表到人大信訪辦反映法院“審判不公”。 
    重慶民營公司經營的“7字頭”公交車管理混亂，在不到三年時間內導致31人死亡、20多人受傷，市政府決定在今年5月31日前，將全市380多輛“7字頭”收歸為國有。據稱，“與政府談判中，民營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購價高達一億多元，態度非常強硬”。
    此次黎強被捕，其中一項罪名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對此有關知情人士透露，這是因為黎強參與策劃了去年震驚全國的重慶“11·3”出租車罷運事件。
    當地媒體8月17日刊發重慶市政法委書記劉光磊的一篇專訪稱，“不少犯罪集團已經集‘黃、賭、毒、槍’于一體，瘋狂從事殺人、傷害、綁架、販毒等嚴重刑事犯罪活動。有的甚至組織、唆使黑惡勢力成員，利用征地拆遷等煽動群眾集訪鬧事，向黨委、政府發難。”
    “黑惡勢力對本地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一位當地干部稱，一些原本正當經營的公司也不得不走上養黑、用黑的路子，正規公司在重要商務活動中也常請黑道“護駕”。
    這名干部說，甚至有些公務員也以認識黑道“大哥”為榮，自己遇到不好解決的問題，首先想到找黑道幫忙“擺平”，自己也幫黑道人跑腿辦事。
    “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看，重慶黑惡勢力的興起和豪強的猖獗是袍哥傳統的‘發揚光大’，但用現實的眼光看，重慶并不是黑惡勢力的惟一繁衍地。沒有權力保護傘，江湖文化背景再深厚，地方豪強也難成氣候。”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譚秋桂分析說。
    在黎強、陳明亮、王天倫、賀倫江等“大佬”被拘捕后，重慶“打黑風暴”走向深入的另一大標志，是被視為重慶黑惡勢力最大保護傘的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現任司法局局長文強的落馬。
    “一個公安局主要負責人涉入黑惡勢力，他自然不會事事親力親為，這勢必牽涉各部門、派出所、民警。”重慶一位司法部門干部說。
    據介紹，目前重慶市已有一批涉嫌包庇黑惡勢力組織犯罪的警員被限制行動或接受調查，其中包括部分區縣公安局局長或副局長，以及一大批普通民警。
    “重慶‘打黑’目前只是拉開了序幕，還會繼續深入。”重慶警方一知情人士透露。
    重慶“變臉”黑商制造的商業亂局正在終結。臉譜終歸是臉譜，不管他的“變臉”具有多么強烈的戲劇性，都會露出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