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在書市上選購圖書。本報記者 任勇 攝

　　雖然以轉企改制和體制、機制創新為核心的第一輪文化體制改革解決了企業內部矛盾、打通了企業自身“經脈”，但困擾整個行業發展的地區割據和壟斷壁壘依然存在。要打破壁壘，關鍵在于如何實現產業生產要素的全國性流通。為此，出版界人士和專家建議，在現階段，最急需做的，不是讓一大批企業蜂擁上市，而是從國家層面盡快出臺具體的、可操作的政策來引導行業整合，促進產業升級。“從根本來說，還是需要國家層面制定新的、具體的行業引導政策。”

　　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業競相“上市”成為潮流。然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上市后的出版企業雖然壯大了資產規模，但并未成功運用資本的力量做強出版主業，引起行業內爭議。
　　一些出版界人士和專家憂心指出，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先行者，國內出版發行行業開始進入“上市后”時代，現行的文化體制改革政策已經不能滿足需要，亟待從國家層面制定新的產業配套政策，以此打破地域壁壘，引導產業生產要素實現全國范圍內的流通，促進產業升級，實現良性發展。

    上市后資產壯大“主業”不強引爭議

    據了解，截至目前，全國已經組建了24家出版集團公司、49家報業集團，出版行業上市公司有11家，境內外凈融資達240多億元。其中，上海新華發行集團和安徽出版集團分別通過借殼上市組建了股份有限公司，但成立后的上海新華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主營業務已經不再是發行，而是更為“賺錢”的平面媒體廣告經營業務；而相對于出版主業，安徽出版集團更專注于集團層面的資本運作，側重于出版“貿易”而非生產“自主品牌”。兩家企業只是出版行業上市公司的代表，這樣的“上市”行為在業內引起非議。
　　北京日知圖書公司總經理李軍認為，扎實的主業是出版上市公司賴以發展的基礎，而安徽出版集團雖然通過上市擴大了知名度，并且低成本運作了很多項目，但恰恰在占有大多數讀者的暢銷書上做得不夠扎實。在一些出版人眼中，“安徽出版集團好像賺了很多錢，但沒出什么好書。”
　　上海新華發行集團有限公司、上海新華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哈九如對此也坦言，出版企業一批批上市，但買的都是非出版行業的東西，這是“有問題的”，不利于整個產業的長遠發展；同時，出版業的上市公司都是按照傳媒股的價值在評估的，如果搞其他的，評估價值一下就下來了。
　　“現在出版行業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上市融資之后，拿到錢應該投到哪里，上市公司今后應該怎么運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很矛盾。因為一般來說，圖書的利潤很低，光靠圖書的傳統、常規增長，并不能滿足上市公司的要求，所以必須要多元化的資金支撐，否則，單純搞專業化在短期內壓力就會很大。通過比較強勢的多元化經營來保持專業化經營的順利推進，在目前看來是最好的選擇。”哈九如說。

    地區集團絕對控股違背股份制改造初衷

    在一些出版界人士和專家看來，出版企業“拿到錢買不到東西”的癥結就在于，在現行管理制度下，僅靠“上市”無法突破產業分割的壁壘，無法實現產業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通。
　　“首先，我們現在整個出版市場就不是市場化的，因此，出版企業即使股份化、上市，也不可能實現整個產業的重組和兼并。”
　　哈九如指出，一方面，從過去的事業單位改制到企業，再進行股份制改造、法人結構治理、最后上市，不管從組織架構還是經營理念等方面來看，每一步都是極其巨大的變化，必須經歷一個過程，這也是任何一家企業的成長規律。但目前國內出版發行行業的“兩頭現象”非常突出。“一頭是改革進度較慢的中西部地區單位、企業，有的還在進行事改企，有的還在進行股份制改造；另一頭卻有一批企業已經上市或者正在謀求上市。發展進度懸殊太大，整體來說還處于行政推動和割據之下，全國范圍內的自由市場難以形成。”
　　另一方面，已經上市的出版企業在股份制改造方面很大程度上也犧牲了產業利益為地方利益服務，是“不完全”的改造。“目前很多出版企業在股份制改造的時候，都要求50%以上的絕對控股。這就是安徽出版集團等同行邀請我們合作，我們婉拒的原因。”哈九如對記者說。
　　他認為，強調某一個地區集團絕對控股，違背了股份制改造的初衷。“因為一個地區集團一股獨大，其他的社會資本、其他地區的行業資本就算進入，也沒有話語權和決策權，說到底，還是為本地區、集團的利益服務，會抑制社會資本、行業資本的積極性。由于整個行業的資源總量有限，這樣的‘上市’企業越多，造成的后果就是養肥了地方割據勢力，然后相互‘打架’。”
　　“事實上，文化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具體來說就是使產業水平得到大提升，包括資本、資源的‘運作水平’和‘人才水平’。不論事改企也好、股份制改造也好、上市也好，都是手段的不同。對于出版行業來說，上市并不是最終目標，而是通過企業上市，利用資本的力量，促進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流通，從而建立起一個市場基礎上的良性產業組織結構。這才是整個產業升級壯大的最佳途徑。”哈九如說。

    建議國家成立文化產權交易所

    這一點上，安徽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裁、安徽華文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范恒森與哈九如意見一致，他們均明確表示，國家層面的政策缺失是造成出版企業“上市后”瓶頸的主要原因。“在出版產業的‘兩頭’發展中，跑得慢的企業可以沿著已經有的改革跑道慢慢追趕，但跑得快、已經上市的企業卻已經跑出了政策跑道，前面沒路了，而光靠各個企業本身，很多事情辦不成。”哈九如說。
　　安徽出版集團總裁、時代出版傳媒董事長王亞非在這一點上也感同身受：“在下一步合作共贏的機會中，國家政策和具體操作措施在改制單位來說還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雖然都是在向前推進，但還是有個過程。”
　　為此，出版界人士和專家建議，在現階段，最急需做的，不是讓一大批企業蜂擁上市，而是從國家層面盡快出臺具體的、可操作的政策來引導行業整合、促進產業升級。
　　首先，應該在政府引導下，制定出一整套產業升級標準，把新內容增加進來。“以前單本書銷售量、總印數、碼洋等標準太單一，而新的產業升級標準，應該把社會評價、作品檢測認證等包括進來，建立起行業標準的一個基準線，打通產業升級的通道。”
　　“考慮到出版企業發展步伐不一，政策不必一刀切，但是通過建立產業升級標準來鼓勵引導發展快的企業進入到高層次發展很有必要。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建議已經上市的幾家出版、發行企業可以組織一個上市公司協會，來探索行業發展。”哈九如說。
　　其次，必須從市場原則出發，由國家層面引導建立合理的股權結構。資本能夠調動生產要素流通，但前提是一定要有合理的股權結構。只有當行業內若干家大企業都能互相自由進出，才能帶動起一大批小股東，實現資本的跨行業、跨地區流動。“最好的股權結構應該是每個大股東所占股份不能超過30%，讓市場來進行分配，讓每個股東都擁有話語權，都能在決策制定中產生一定作用，這樣才能加快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包括一些非上市股本也能夠進入。”哈九如對記者說。
　　此外，由于文化產業具有特殊性，涉及到國家文化安全，因此，出版界人士和專家建議國家成立文化產權交易所，對想要投資文化產業領域的非上市公司、社會資本進行資格審定。這實質就是通過中介審定機構來設立門檻，建立行業準入機制。在這一點上，安徽新華發行集團通過“一次性報價”和“專家評審”相結合并經省委主管部門審批的戰略投資者選定方法，是國內產權交易方式的創舉，值得借鑒。

    柳斌杰表示：重構出版格局的五大任務

　　在日前結束的中國出版發展論壇上，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以《中國出版業的重構與展望》為主旨進行了演講。他說，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中國的出版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束縛出版業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依然存在，出版生產力還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我們的文化“軟實力”與經濟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在國際上還不具備與國際同行抗衡的能力。重構出版新格局，已成為中國出版業科學發展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