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形成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全國國土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與發展潛力，劃分成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區域空間布局，并明確不同區域的主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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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報告強調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正邁入新時期。
　　新時期區域協調發展的“瓶頸”是什么？如何衡量區域發展協調性？新的主體功能區概念同傳統區域經濟“四大板塊”有什么關系？一個個問題表明，為新時期區域協調發展“把脈”顯得迫在眉睫。

誰是下一步區域協調發展的“攔路虎”

　　在杭州召開的全國發展改革系統地區經濟工作會議上傳出的信息顯示，當前我國區域發展協調性正在不斷增強。
　　“我們已經聽到了欠發達地區追趕的腳步聲。”在會上，一位來自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干部說。此言不假，內蒙古從2003年以來，連續四年GDP增速居全國第一；廣西立足區位優勢，以推進與東盟的合作為機遇，今年上半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創下13年來的最高。
　　在區域發展中，重點地區對區域發展的帶動作用日趨明顯。區域經濟增長三大引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GDP超過全國1/3，進出口總額超過全國2/3。此外，近年來中西部與東北地區出現許多新的“增長極”。廣西正在研究制定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黑龍江提出建設哈大齊工業走廊，湖北與湖南分別提出武漢城市圈與長株潭經濟圈戰略，四川與重慶正致力于打造成渝經濟區。
　　國家發改委提供的一組數字顯示出，東北與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增速普遍提高，區域發展增速差距趨于縮小。從生產總值增速看，“九五”時期增速最快的東部與最慢的西部地區年均增長率相差2.1個百分點；“十五”期間，增速最快的東部與最慢的東北地區只相差1.74個百分點；去年，增速最快的東部與最慢的中部地區差距縮小到1.1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西部與東北地區的增速均超過東部，中部與東部的增幅差距縮小到0.3個百分點。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表示，盡管近年來我國區域發展增速趨于縮小，但區域發展絕對差距依然很大，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區域開發無序、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仍十分嚴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健全。
　　事實上，“四大板塊”經濟發展的絕對差距仍然在擴大。僅以東部與西部地區相比，1978年東部人均GDP是西部的1.8倍，2000年是2.4倍，2006年是2.5倍，最高的上海與最低的貴州相差十倍。在社會發展指標上，東北與中西部同東部相比更落后。
　　隨著區域協調發展成為人們的共識，“攔路虎”也開始出現。一些地區在地方主義與歪曲政績觀的影響下，“行政封鎖”與“地區壁壘”依然存在，過去從一個地方運蔬菜到異地要額外收費，現在則演化出技術壁壘，外地的產品不適合本省標準，干脆拒絕入內。行政壁壘導致生產要素不能合理流動，更產生開發無序、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問題。在南方，一個沒有任何汽車生產基礎的地區提出要把汽車制造作為支柱產業。據業內人士介紹，國內有2/3的省份把汽車當作支柱產業。
　　專家認為，在支撐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上，還有很大挖掘空間。當前要素資源價格改革不到位，仍是困擾區域協調發展的“瓶頸”，要素資源價格還不能真正反映這個產品的稀缺程度，一方面導致工業增長粗放，另一個方面讓中西部資源富集地區資源真實成本不能得到實際彌補。此外，生態環境補償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資源稅費的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這些體制機制的不健全都阻礙著區域協調發展。

區域發展協調性，要用什么樣的尺子來衡量

　　現在社會各界議論最多話題之一就是，用什么來衡量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它關系到如何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更關系到對區域發展工作目標的認定。
　　杜鷹認為，把握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需要站在科學發展觀的立場來看。杜鷹與一些專家學者認為，區域發展的協調性，應該主要看四個方面的指標。　　
　　一是地區間的人均生產總值差距保持在適度范圍內。應該看到，地區經濟做到總量完全一樣很難，也不可能完全實現區域間均衡化。即使美國經濟最發達的州與最不發達的州，經濟總量也相差數十倍。而人均生產總值則不同，美國人均GDP最高的州與最低的相差不過兩倍，在歐洲這一差距也只有兩三倍。但在欠發達國家，這一差距很大。有統計數據顯示，土耳其是13倍，印尼是17倍。在中國，最高的上海與最低的貴州相差十倍。要縮小這一差距，必須讓生產要素與人口流動起來。要注意的是，縮小不是殺富濟貧，而是要讓不同地區在共同發展中來縮小這個差距。
　　二是各地區群眾能否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比如在教育領域，基本公共服務就是“普九”。在現實中，基本公共服務的內涵包括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與基本醫療、社會保障、社會救濟、促進就業、扶貧濟困、公共安全與公共文化等方面。在我國絕不能因為地域不同，而讓不同地區的群眾不能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務。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推動這種權利的均等化，把基本公共服務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延伸，從城市向農村延伸，真正實現全覆蓋。
　　三是要看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是否得到充分發揮。計劃經濟時期出現的“大而全”“小而全”，區域比較優勢被掩蓋掉了，更不用提優勢資源的充分交換。現在主體功能區的提出，無疑可以發揮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再通過優勢交換，整個國民經濟將拿到一份額外的“紅利”。與此同時，區域優勢資源的交換，會形成新的生產力。實際上，比較優勢是區域協調發展工作的理論根基之一，其能否得以充分發揮，也是區域發展是否協調的“度量衡”之一。
　　四是看人與自然關系是否和諧、協調。當前，無論是欠發達地區還是發達地區同樣面臨生態環境問題。太湖藍藻暴發導致當地飲水危機，當時連喝干凈水、洗澡都困難，難說有什么幸福可言。在西部一個縣，改革開放初期由于較早地開展畜牧業，曾是全國農民人均收入最高的縣，可由于超載放牧，草場退化，現已成為貧困縣。人與自然不協調，不能稱得上是完整意義上的區域協調發展。
　　新時期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不是用單一目標或指標來衡量的，而是追求一組目標都要控制在一個范圍內，才可以稱得上區域協調發展。也正因為如此，其工作的艱巨性與復雜性也是前所未有。

新的主體功能區會替代“四大板塊”嗎

　　談起區域協調發展，主體功能區正在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詞。從十六屆五中全會的提出，到寫進“十一五”發展規劃綱要，直至十七大報告再次強調，主體功能區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的主線之一。按照形成主體功能區的要求，把全國國土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與發展潛力，劃分成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區域空間布局，并明確不同區域的主體功能。這不僅是優化國土空間布局的重大舉措，更是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基礎性工作。
　　曾有一些基層干部與群眾議論，隨著國家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等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實施，我國已逐漸形成東部、西部、東北及中部四大區域板塊，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主體功能區，難道要取代這“四大板塊”嗎？
　　為什么提出形成主體功能區，其背后隱藏著三個理由：一是過去對國土單元劃分太粗，早期主要分為沿海與內地，改革開放后劃出東中西三大地帶，直至現在的“四大板塊”。有關人士認為，即使是“四大板塊”的劃分，仍是一個宏觀的劃分，因為不同板塊內部情況千差萬別，有時很難實行統一的區域政策。區域政策缺乏針對性，好比射箭一樣，靶心太大，箭射到哪里都算射中，又都射不中。這些年來，有些地方抱怨政策“一刀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認為政策缺乏區域性。
　　在過去，國家經濟總量小，區域發展的板塊劃分得不細，問題并不大；然而現在我國經濟總量已達20萬億元，面臨著有限的水資源與18億畝的耕地，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需要在區域發展過程中細細劃分。沒有很好的規劃，國土資源就沒有辦法實行精確化規劃，更不可能把優化國土空間布局與充分有效利用資源落實到每一寸國土上。不該開發的地方開發力度很大，該開發的地方又不注重節約資源。
　　歐盟是成功實施區域政策最典型的一個聯盟區域，20多個國家被分成三個層次，在三個層次下，被劃分出的不同功能標準區塊達1200余個。德國是實行區域政策力度非常大的國家，全國劃出270多個標準區塊，平均每個區塊面積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相當于我國一個縣，在不同功能的區域實行不同的政策。
　　破解區域協調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是一個大好機遇，可前提是要真正了解主體功能區與“四大板塊”間的關系，主體功能區不是對“四大板塊”的替代，更不是復制，而是互補與細化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