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有關部門正加緊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各地政府也積極謀劃當地的“十二五規劃”。人們普遍認為，“轉變發展方式”應該是“十二五”的主題，但有論者擔心，“一個增長主義的幽靈，仍在中國大地游蕩……這個問題不解決……‘轉方式’，恐難以達到預想目標。”筆者認為，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因此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轉型的關鍵時期，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探討如何對待GDP及其增長速度問題。
　　在國家統計局歷年發布的統計公報中，用以反映每年我國整體經濟產出規模的指標，在1982年以前是工農業總產值；1982年起改為社會總產值，增加了交通運輸及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產值；1987年起改用國民生產總值(GNP)；1992年以后，中國開始采用現行的GDP指標。
　　名家們編著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對GDP(GrossDomesticproduct)這個術語的解釋不盡一致；筆者覺得可以將其理解為，按市場價格計算出來的，一個國家或地區中所有常住單位，在單位時間內所產出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總和。目前學界普遍認為，GDP比其它指標更能科學準確地反映一個經濟體的總體經濟規模及其發展變化情況。至于工農業生產總值、社會生產總值、GNP等，也都是反映總體經濟規模的指標，只是統計口徑有所不同，在經濟結構不出現重大變化情況下，利用經驗數據也應該能大致地互相換算。
　　對中國而言，GDP指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據《中國經濟周刊》發表的一篇文章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訪問日本時，聽東道主介紹了在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國民收入十年倍增計劃”。1979年10月，小平同志會見應邀訪華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有關中國四個現代化的遠景目標的問題時說：“中國現在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250美元。我們設想到本世紀末達到1000美元，也就是20年翻兩番，……我想把這種狀態叫‘小康’，那時中國人民就可以吃飽穿暖了。”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確定了在20世紀末，實現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
　　曾任日本經濟企劃廳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內野達郎在《戰后日本經濟史》一書中說，“過去30多年，政府制訂的經濟計劃有11個之多，多數是國民還未了解是什么內容的時候便銷聲匿跡了。對國民來說，印象最深，影響最大的要算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當年聽到小平同志和中央關于“翻兩番”“實現小康目標”的中國人，振奮程度絕不亞于當年日本國民對收入倍增計劃的反應。從那以后，實現經濟總產出規模翻兩番成為幾十年來從上至中央政府高層、下至普通工人、農民孜孜以求的目標。沒有這種追求，可能現在中國大地上游蕩的就不僅僅是“一個增長主義的幽靈”了，而是多少億活生生的，不得溫飽的饑民了。
　　可以告慰小平同志在天之靈的是，在世紀之交以前，中國已經提前實現了翻兩番的目標，近十多年中國整體經濟規模又有新的長足進展，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能享受溫飽有余的生活了。但是把今天中國龐大的經濟總量除以13億那個巨大分母后，還不足世界人均值的半數。恐怕沒有任何理由能說服10多億中國人永遠接受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半數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生活吧。因此，在未來相當長期間里，中國還必須繼續擴大總的經濟產出規模，保持GDP的增長速度，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增長的方式必須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