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在土地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激烈。
　　中央的意圖非常明確：一要保護耕地規模，從而保證全國的糧食安全；二要保護百姓利益，從而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三要保護建設用地，從而保證經濟有一定的穩定增長。而地方的考慮主要是兩個：地區增長與政府業績。對此，地方需要有足夠的財政收入來支撐。
　　1994年分稅改革之后，地方的事權相對擴大，財權相對縮小，于是賣地成了地方政府增加預算外收入的主要手段。為了更好地賣地，地方動用了各種名目，使出了渾身解數，在不斷擴大城市規模、改變城市面貌的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問題——
　　一是百姓利益受損。從這些年的實際情況看，地方上凡是涉及到農地轉用、城市拆遷的問題時，百姓上訪、警民沖突、干群矛盾總是不斷。地方政府為獲取資本的青睞或政績的提升，動輒強行圈地、低價出讓、克扣補償，使百姓遭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雖然新的城市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已經出臺，但從目前的情況看，損害百姓利益的事情仍時有發生。
　　二是市場風險加大。拿地的開發商以土地作抵押，自然可以最大程度地撬動信貸。地方政府、開發商和銀行三方合謀，無風險套利，成為流動性泛濫的淵藪。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在重復建設、浪費資源的同時，也延緩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進程，對市場經濟的完善造成了損害。
　　三是中央威信受損。地方政府在土地問題上的隨意轉用、瞞報虛報和巧取豪奪，不僅影響了上情下達，阻礙了中央政策的執行，而且扭曲了官員的形象，損害了中央政府的權威性。對此，溫家寶總理有過多次敏銳的告誡：官員腐敗、通貨膨脹和分配不公，嚴重的話可以危及政權的鞏固。
　　不可否認，地方與中央的適度博弈是有益處的。這種適度博弈，可以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讓地方政府能夠因地制宜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政策。這種適度博弈，還能改變中國經濟單純靠中央政府一臺“發動機”推進的局面，讓多臺地方政府的“發動機”共同參與、共同推進。
　　但是，過度的博弈則是一種危害。地方政府如果過度考慮自身利益，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指導思想下，目光短淺，瞞天過海，飲鴆止渴，竭澤而漁，那就是一種不穩定因素。
　　所以，從發展大計出發，既要調動地方積極性，又要制約地方的盲目沖動，我們需要建立一套更加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體系。在爭議最大的稅收領域，可以考慮重新劃分現有稅種的征收主體，比如在土地方面，通過經常性的房產稅，直接為地方政府增加稅源。這樣，地方政府就不必再為能夠一次性收取地租而絞盡腦汁，其職能就有可能真正實現從生產向服務的轉變。
　　其次是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政績考核體系。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遲遲難于落實在實際工作之中。時至今日，政府推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確實應該歇歇了，應該讓市場內生型的增長方式盡快上位。政績考核的重點，也應該完全轉到市場監管、社會服務、環境保護和公共產品的提供方面，GDP至上、速度至上的觀念必須改變。
　　第三是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政府監督體系。僅僅依靠中央來監督地方政府是不現實的，應充分發揮人大、輿論和群眾監督的能量，把政府的一舉一動都置于眾目睽睽之下，并讓正義做主導、法律唱主角、民生成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