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無虞后，絕大多數人的最大愿望可能是有個健康的身體，去創造和享受更美好的生活。所以，國人越來越關注醫療衛生事業，今年兩會期間這也是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兩會期間，有關政府官員表示，以努力實現全體人民病有所醫為目標的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啟動以來，“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已有所緩解。筆者認為，在承認這個問題有所緩解，為之感到些許寬慰的同時，也應清醒看到，同飛速發展的經濟和其它很多社會事業的發展相比，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還大大滯后，遠未如人意。不久前，新華社記者的一篇報道說，“一位北京小伙子為給女友看病，每天凌晨3點從家里趕到市區一家醫院排隊，以確保能掛上號，一堅持就是幾個月。愛情的力量讓人感動，看病的艱辛讓人心酸。”北京尚如此，遑論其他地區。
　　筆者認為，“看病難，看病貴”確有體制和結構方面的原因，要靠深化體制改革來解決。但是，“看病難，看病貴”最根本原因還在于醫療資源供給不足，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不僅要靠體制改革，更要靠加大投入。
　　有報道說，美國的醫療衛生開支已占到GDP的16%，巴西也占到8%。在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年鑒網頁上可以查到的最新數據是，2006年，中國的GDP已經達到20多萬億元，而當年全國用于醫療衛生保健服務所消耗資金總額為9800多億元，其中個人支出約占一半，社會醫療保險機構支出占三成多一點，政府財政撥款接近兩成。各國對醫療開支的統計口徑不同，不能根據以上數字簡單類比醫療衛生開支占GDP的比重，但中國創造出來的財富總量中，對生命與健康事業的付出確實太少，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看病貴是個世界性的普遍問題。醫護人員的服務屬高級的復雜勞動；醫療設備、醫藥的研發、生產要靠高投入，高成本。即使體制改革能削減醫療衛生系統中一些環節的不當得利，擠去醫藥費里的一些水分，恐怕也不可能讓醫藥費用像IT產品那樣，按照“摩爾定律”迅速降價。而很多要花費高昂醫療費用的疾病都是小概率事件，即使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也難讓絕大多數國民能自費換得起肝腎。因此，加大對醫療衛生的投入，要更多依靠政府和社會保障機構。此次兩會傳出的消息說，去年中央財政醫療衛生支出比上年增長了近一半，達到1277億元，今年增長的幅度還將超過總預算開支的增長水平，達到1389億元。如果各地政府財政的醫療衛生支出中也能像中央財政一樣大幅度提高，并持之以恒，“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就有望明顯緩解。
　　“看病難”的重要原因是醫療服務資源不足。從1987年到2007年，中國經濟總規模翻了幾番，不少物質和服務部門的產出更不知翻了多少番。但中國每萬人擁有的病床數僅從19.3張增至26.3張；每萬人中執業醫師人數從10.8人增至15.4人。
　　即使在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醫院也不可能完全按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市場經濟原則建立，不少醫院是政府或慈善團體出資興辦或資助的。在中國，解決醫療設施資源不足的問題，也只能靠各級政府加大投入，以及動員和鼓勵非營利性的社會慈善福利機構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