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3月15日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當天，中國消費者的心理底線再次被挑戰：捷達國產“剎車門”事件曝出，深陷“質量門”的惠普絕口不提召回二字，范思哲、HOGO、BOSS、D&G等多個世界頂級品牌因檢驗不合格而被訴諸各大網站。
　　“豐田門”事件熱度尚未散去，如此多的品牌產品“門事件”又接二連三地曝出，在消費者越來越多的不滿與質疑間，關于召回的話題也開始不斷充斥耳邊。豐田汽車召回的進展成為萬眾矚目的事件，而面對日益高漲的召回要求的惠普，在公開道歉中對召回只字未提，一時觸發群眾集體“怒點”，升級為一場中國消費者集體投訴的“維權門”。
　　惠普不提“召回”無疑暴露了這家公司的短視，但是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發現惠普堅持不召回與我國的產品召回立法的缺失也不無關系。據了解，目前我國僅在汽車產品、兒童玩具、食品和藥品四個領域，有召回制度的法規依據。而在其他召回制度尚未出臺的家電產品等領域，廠商對召回并不負有“強制性的義務”，召回在現階段純屬企業個體行為。其次，由于侵權責任法以及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不完善，大大降低了召回的可能性。
　　完善相關法規，不僅可以使消費者的權益得到更好保護，也為實施召回的企業掃清了制度障礙。此外，當前我國出口產品頻遭進口國檢驗檢疫及召回的困擾，完善召回制度一則可以敦促我國生產者提高產品質量，二則也可以積極應對國際上對“中國制造”的壓力，對外國產品的安全問題也有了解決措施。
　　讓人感到欣慰的是，《侵權責任法》將于今年7月1日開始實施。據了解，這部被業內稱作“我國缺陷產品召回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的標志”的法律中規定，所有的產品均適用召回制度。這進一步擴展了召回制度的適用范圍，明確了企業責任和消費者的權益。
　　召回制度的完善，固然是中國的法律體系需要努力和完善的方向，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法律并非萬能。作為一種安全隱患顯現之后的事前補救，召回的作用也確實有限，終究達不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另一方面，產品缺陷的內涵不斷被注入新的內容，而法律規定則不可避免地存在滯后性。一個經典的案例發生在2008年的美國，在一場目前規模最大的牛肉召回中，監管部門考量的一個因素是“該批牛肉生產的屠宰場曾對牛進行過虐待”。可見，隨著科技和社會的發展，消費者對廠商的要求不再是僅僅提供安全的產品，而更多的是廠商能夠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符合社會文明發展的要求。
　　正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作為舶來品，召回制度能否在我國運行良好，根本上還要取決于廠商對召回的態度。即使有了更加完善的召回制度、有了更加細致的監管措施和更加嚴厲的處罰手段，召回義務是否能夠得到切實履行還是要取決于廠商的自覺性。
　　在消費者眼中，召回行為確實是企業一種勇于承認錯誤和承擔責任的姿態，不過企業對產品的積極改進和對消費者合理的補償才是消費維權的真正意義之所在。能夠讓企業自覺擔當起質量重擔，以不斷改進產品適應市場需求為己任，才是安全立法的核心價值之所在。召回制度，終究遠不是產品安全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