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兩會”，傳出一個強烈信息：在高速軌道上運行了30年的中國經濟列車，進入一個異常關鍵的轉型期———發展方式亟須轉變，經濟結構亟待調整。回顧歷史，展望未來，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型，不是一般技術意義上的進步，也不是某一經濟領域的變革，而是一場觸動多方利益、重塑發展模式、健全法制和市場環境的革命。當然，這里所說的“革命”，不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而是限定在這樣的意義上：突破種種觀念、體制和路徑的束縛，全面解放生產力，在讓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同時，構建一個13億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和諧社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整體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但是，由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事實上實行的是非均衡發展戰略，因而，在改革與發展越過了“利益均沾”和普遍受惠的階段，特別是人均G D P超過1000美元后，各種新矛盾、新問題不斷涌現。其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形成了不少新的利益集團或受益(受損)群體。以致一些政策措施的出臺，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不同利益群體的損益；無論是新技術、新產品的推出，還是資源配置的重新布局，或是產業消長與存廢，都會引起相當大的震動和利益調整。歷史經驗表明，任何國家在這樣大的經濟發展和轉型中都難免發生較大的利益沖突，應對不好甚至可能發生社會震蕩，嚴重阻滯發展進程。因此，轉型的關鍵是重視和化解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努力實現平穩過渡，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轉型需要正視利益重構。毋庸諱言，轉型不可避免地要觸動既定利益格局。無論是產業結構優化，還是增長模式的轉變，都是對原有產業和模式的揚棄，這必然要伴隨眾多的“此消彼長”，有的部門的“門檻”將大大降低，有些產業和企業甚至要退出歷史舞臺。為此，一方面要在全體公民中宣傳轉型的意義，讓每個人了解轉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進而以主人翁的姿態，努力適應轉型的變化，積極迎接轉型的挑戰。另一方面，在肩負推進轉型重任的各級政府，要特別注意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關注利益格局的變化，關心弱勢群體的利益，做好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做好各方利益的平衡，努力減少轉型過程中的利益失衡，避免社會可能發生的震蕩。
　　轉型需要觀念重構。為了做好轉型，我們必須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驕人業績和巨大的市場潛力，使許多人意識不到轉型的必要。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使越來越多的人切膚之痛地認識到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局限性和脆弱性，認識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認識到中國經濟再不轉型將喪失以往的優勢，難以持續快速平穩發展。轉型能否成功，說到底在于人的因素，在于人的觀念轉變和意識升華。我們不僅需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不僅需要把高消耗、高污染的產業和企業升級為低消耗、環境友好型的產業和企業，還需要積極開發新技術新產業，培育新增長點和具有全局意義的新支柱產業，搶占經濟發展的新高地。換一個角度思維：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調整何嘗不是我國經濟轉型的歷史性機遇？轉變觀念的重點是對政府施政目標和手段的反思和重構，我們要以民生取向代替G D P至上，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代替唯速度觀，要充分重視和發揮“無形之手”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而不是用“有形之手”包辦一切。
　　轉型是艱巨艱難的過程。雖然其殘酷性和尖銳程度不能和戰爭年代相比，但畢竟是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大變局和大調整，因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勢必要經歷一個相當痛苦的磨合過程。惟其變革之深，影響之大，意義之深遠，沒有堅定的信念不行，沒有大局意識和宏觀思維不行，沒有斷臂求存的堅忍不拔不行，沒有腳踏實地和披荊斬棘的務實作風也不行。轉型還需要我們正確處理短期利益與長遠發展的矛盾，需要我們理性處理局部利益和全局戰略的關系，謹慎處理好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
　　轉型既然不可避免，既然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那么，我們就不能再猶豫，不能再徘徊，不能再事事從“小我”出發。讓我們張開雙臂，迎接這中華民族新的機遇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