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兩會前夕點評中國經濟時指出，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也要居安思危，“我們必須利用這段時間提高經濟的品質”。
　　林毅夫所言不虛。從主要經濟指標看，目前全球經濟已有起色，但如此之小“安”難掩已成氣候之大“危”。可以預見，未來10年或者更長，由外部發起的挑戰將頻繁出現在我們面前。
　　首先是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制造”形成全球圍堵之勢，不僅是歐美發達經濟體，包括阿根廷、巴西在內的發展中經濟體也頻繁向中國發難。一些發達國家還試圖通過推行“碳關稅”等“綠色”手段強化貿易壁壘，以環境保護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大多受高失業率困擾，且短時間內難以消解，再加上他們國內選舉在即，因此今后其國內政客的貿易保護主義沖動將越發強烈。
　　其次，逼迫人民幣升值之聲甚囂塵上。美國總統奧巴馬多次提及人民幣匯率和市場競爭問題，還說將在今年同中國領導人就人民幣匯率“進行一些非常嚴肅的談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也發表文章提議，就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加更大壓力，還給我們扣了一頂“重商主義”的帽子。
　　未來之危還不止于此。更具深遠影響的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令主要經濟體開始“重新思考、重新設計、重新建設”(今年達沃斯論壇主題)。從其預算投入來看，西方發達國家相繼調整了發展戰略，將綠色能源等產業納入發展大計，借此占領未來全球經濟競爭制高點。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未來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由“債務驅動”轉為“出口驅動”，還提出要將“經濟再平衡”進行到底。可以預見的是，即便世界經濟在總量上可于三五年內恢復到衰退前的水平，其內在機理也與以往大為不同。凡此種種，都對我們構成巨大挑戰。
　　將目光由外部轉向內部，我們還需接受兩個現實：一是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依賴出口嚴重，這次國際金融風暴中，國內最難受的并非金融業而是外向型企業，那種低成本、低附加值、高投入、高消耗卻沒有核心技術的發展模式已被證明是一條就要到頭的“死胡同”，二是經過30多年實踐與探索，坐擁龐大外匯儲備的我們，已具備了參與國際資源合作開發和跨國經營的能力與條件，我們在繼續引進資本的同時，必須考慮如何“走出去”。
　　于是，一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中國經濟應當如何應對這樣的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局面？答案并非單選，但“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這一選項已獲得普遍共識。那種“不管賠賺，能出口就好；無論技術含量高低，是外資就歡迎”的理念，該改一改了！
　　可以說，這是今后我國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的必然選擇，是應對國際經濟貿易形勢日益復雜的根本手段，也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保證。
　　我們應清醒地意識到，任何國家都得接受經濟全球化這一歷史必然規律，都得參與到世界范圍內的社會大分工中去。為此，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通過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從外而內地推動中國經濟改革深化，更好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我們還應意識到，中國經濟要想獲得可持續的穩步增長，就一定要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強調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自主營銷、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以此形成真正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同時加快“走出去”戰略，以此增加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靈活性和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