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投資驅動、外需導向為主的經濟結構，改變盲目性擴張、單純追求總量增長的發展模式，必須下決心對阻礙經濟轉型的深層次體制問題進行全面改革。

    結構調整賴以推行的體制基礎還比較薄弱

    不少專家和基層干部提出，從中長期來看，結構調整賴以推行的體制基礎還比較薄弱，一些阻礙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性障礙必須大力改革掃清。
    ——以擴大消費作為我國調整結構、改革發展的長遠目標，而非僅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短期手段。
    產能過剩是我國經濟結構中的最大問題，特別是在外需市場萎縮的擠壓下這一問題更顯突出，多年來我國內需市場“啟而不動，擴而不大”，擴大消費面臨各種體制性障礙。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會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認為，我國在“十五”規劃中就提出把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的目標，但這一目標不僅沒有實現，居民消費率反而逐年下降。
    今年以來我國刺激內需的重點是對供給方采取了很多對策，如家電下鄉，保障性住房等。但從需求方來看，政策力度遠遠不夠。擴大內需應有清晰的規劃，尤其是要提出明確的目標。應把居民消費率作為消費大國的核心經濟指標之一。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僅為35.3%。建議用5年左右時間使我國居民消費率達到原來“十五”規劃所確定的目標，即50%；再用5年時間，到2020年使居民消費率提高到60%左右。
    配合消費率目標的確定，阻礙需求增長的一系列制度性問題將面臨重大調整。遲福林等專家認為，在當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公共服務體制下，難以用簡單的方式逼城鄉居民的儲蓄“出籠”，必須進行結構性調整。一是構建消費主導型增長方式，要求對收入分配體制做出大的調整。不僅需要明顯提高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比重，從結構上解決國家、企業、個人如何分配的問題，更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使社會公眾能夠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二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務體制建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啟動新農村建設。國家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張紅宇認為，在擴大消費中應讓農業基礎設施占到一席之地，我國許多地區農業基礎設施已到了無以為繼的程度，這個需求是龐大的，同時還將在解決大量農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方面起到重大作用。
    ——結構調整中，改變一哄而上，爭上項目，重復建設等問題的根本途徑是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系，探索符合科學發展的干部考核制度。
    采訪中，一些基層干部無奈地指出，現行的財稅體制促使地方政府過于追求經濟總量發展，一些縣沒有大工業項目，公務員工資就成問題，現在沒有一個地方不希望上大項目的。政府財政越到下面困難越大，特別是縣鄉一級財政困難更大。
    山東濰坊一位縣級干部對記者說：“我就是這個縣的董事長，60%的時間花在招商引資，與老板談項目上。”另外，從干部考核來看，大家都爭相攀比，別的省市縣投資增長多少，GDP發展多快，我們就不能落后。當前，對地方政府來說，調結構沒有硬指標，保增長才是最重要的，很多地方雖意識到出口依賴型的增長模式必須調整，但在目前的考核條件下，根本沒有調整的動力，“有保有壓”基本上是保，很少有壓的。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等專家認為，加快理順中央和地方財稅關系，并配套建立符合科學發展的干部考核制度是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的制度性關鍵。
    一是改變總量為基礎的財稅分配格局，逐步探索事權與財力相匹配的財稅制度改革，可通過在一些地區或某些事權上試點的方式，用三至五年在全國逐步推開。
    二是配合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戰略的推進，完善各級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調整轉移支付結構和比例，適時引入分類轉移支付。
    三是培育地方穩定財源，通過盡快開征物業稅、改革資源稅征收辦法，啟動土地財產稅收改革試點等，逐步培植地方政府可永續利用的地方稅源，改革地方財政收入過重依賴流轉稅和土地出讓金的格局。
    ——重啟經濟增長的“城市化”引擎，為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轉型確立持續穩定增長的新動力。
    江蘇省知名經濟學家袁劍分析認為，近年來地方政府大搞“經營城市”，政府“與民爭利”的公司化傾向加劇，導致各地城市化、城鎮化進程全面放緩。與此同時，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性障礙也使我國城市化率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外需不足的背景下，加快啟動經濟增長的“城市化”引擎，應成為我國調整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的重要動力。
    專家提出，當前我國推進城市化建設，一方面應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遏制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贏利沖動，真正確立“民生為本”的城市化，以大范圍的老城區、棚房區改造為重點，激活廣大普通收入人群被高房價壓抑了的置業、消費熱情；另一方面必須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建議用五年左右時間實現城鄉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對接，以此為基礎實現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的突破。目前當務之急是解決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國家應盡快出臺具體措施落實基本社會保障跨地區、跨城鄉流動的管理辦法，采取多種辦法把農民工納入城市住房救助的范圍。

    結構調整配套政策亟待跟上

    調研中，一些地方黨政干部、專家學者和企業負責人表示，今年以來保增長是首要任務，以保當前為主要目標的相關政策調整出臺很快，如家電下鄉、出口退稅等，但技術改造、產業轉移，以及觸及深層次調結構矛盾的政策調整則明顯滯后。
    調結構應成為我國促進經濟長遠發展的重要手段，有關部門應盡快制定產業結構調整的相關配套政策、實施細則，使中央各項宏觀決策真正落到實處“不走樣”。
    ——警惕近一時期出現的“國進民退”苗頭，加快制定切實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細則，啟動民間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江蘇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上海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等民企負責人均表示，雖然近年來國家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宏觀政策從未動搖，然而在具體操作中，一有風吹草動，民營經濟往往首當其沖、受到沖擊。前些年經濟過熱，銀行壓縮信貸規模，總是首先壓縮民企貸款；今年以來銀行擴大信貸規模，而絕大部分資金仍流向了政府項目和國有企業，使民營企業面臨更為不利的競爭局面。
    國內知名財經專家黃湘源認為，民營經濟扶持政策不到位、地方政府贏利沖動強勁以及大型國企濫用競爭優勢等多重因素疊加，共同導致了對民營經濟和民間資本“名義上鼓勵、事實上打壓”的扭曲現象。國家應抓緊制定切實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細則，盡快扭轉“國進民退”局面。一方面國家應盡快制定國有經濟發展以及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整體規劃，真心實意地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公共事業領域。另一方面應加大對大型國企濫用競爭優勢的監管力度，同時制定專項扶持政策，引導民營經濟在競爭劣勢中夾縫求生并發展壯大。否則，無論開放多少有吸引力的領域，民間資本也不敢大規模進入或參與，即使參與了，也無法擺脫落敗退出的命運。
    ——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細則，推動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提升本土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的競爭力。
    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梁勝說，我國加入WTO以后，已實施多年的進口替代戰略被削弱，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亟待政策支持。專家建議，在政府項目招標采購電腦、汽車、工程機械裝備等大宗商品時，不僅應優先選擇本土產品，還應對相關產品核心部件的國產化率提出明確要求。
    ——盡快出臺鼓勵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等配套政策。
    江蘇省經貿委副主任戴躍強說，在經濟調整期，企業兼并重組的需求大大增加，也是結構優化的重要途徑，但當前許多政策和地方保護的傾向阻礙了兼并重組的進程，如土地更名、各種事業性收費、中介費用高，員工安置難，資質重審復雜，以及地方政府設置的各種行政性障礙，導致“談戀愛的多，結婚生孩子的少”，特別是跨區域重組困難。
    另一方面，按照國家和地方產業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淘汰落后產能成為各地優化結構的重要內容。除了行政手段外，落后產能的退出尚需依靠經濟杠桿的牽動。目前國家發改委僅有淘汰落后產能的規劃目標，應盡快出臺實施細則，建立產能退出機制，鼓勵企業技術改造，保障淘汰落后產能順利推進。
    ——在“去產能化”過程中妥善處理就業問題，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細則，扶持勞動密集型、服務密集型產業發展。
    一些專家指出，在調結構過程中“去產能化”將是一個長期趨勢，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妥善處理好就業問題至關重要。一方面要重新認識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價值，另一方面要著重培育大量吸納就業、改善百姓生活的服務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參與撰稿記者車曉惠、周國洪、呂福明、張先國、叢峰、陳忠華、劉軍、孫英威、李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