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各地都在積極探索進行經濟結構戰略調整。在這一過程中，長期積累而成的一些體制機制性障礙和金融危機后形成的階段性新問題集中暴露出來，形成影響和制約當前產業結構調整有效進行的難點。

    一、部分行業“一哄而上”可能形成新一輪產業結構趨同，高水平重復建設或將埋下產能過剩新隱患。

    記者采訪中發現，從沿海地區到中西部省份，從傳統產業到新技術領域，由于各地對調整結構、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迫切渴望，而宏觀統籌布局調控又不到位，一些產業和行業再次出現“一哄而上”的局面，使新一輪產業調整埋下了結構趨同、重復建設的隱患。
    在山西、內蒙古等煤炭主產區，記者了解到，絕大多數地區都將產業結構調整的“突破口”選擇在煤化工和重大裝備制造業領域。為了實現轉型，各地紛紛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大型煤化工企業和重大裝備制造企業前來投資和生產。比如，兩座相距僅兩百多公里的城市都把煤制油和天然氣、煤機制造、重型汽車及零部件生產等作為重點扶持項目，建立規模龐大的重大裝備制造園區，并不惜以配置煤炭開采權或“零價格”重組等優惠政策，吸引大企業、大項目。
    山西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復明認為，從某個地區或企業來講，依據自身資源稟賦進行結構調整，加大對原有產業的改造、升級，延伸產業鏈條，是理智和合理的。但是，當眾多類似地區不約而同地“一哄而上”向同一方向調整時，就會形成一種“集體謬誤”，產生新一輪的結構趨同問題，“就像大家都從一年級升到了二年級，但還是同一個年級”。全國政協委員李德水也指出，在一些傳統產業，如鋼鐵、電力等也存在一種盲目建設問題。他說，大家都搞技術改造、爭上大型先進設備、擴大產能，這就可能出現高水平重復建設和更嚴重的高水平產能過剩。
    對新技術領域和新興產業，一些地方也存在一種強烈的投資沖動，不甘落后，爭上項目。近年來，許多地方紛紛上馬多晶硅項目，致使多晶硅產量成倍增長。然而，金融危機使多晶硅產品價格一路狂跌，每公斤多晶硅價格從3000元降至1000元左右。但是，當前一些地方對作為光伏產業上游產品的多晶硅項目仍熱情不減，據統計，全國仍有多個省、市、自治區預計投產多晶硅項目。有關專家擔憂，這種“一哄而上”的盲目調整或將造成新一輪的重復建設，投資越大，未來產能過剩的壓力就越大，對今后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阻礙就越大。

    二、一些地方“為了投資而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出現“過度超前現象”。

    記者調研時發現，目前，各級地方政府都推出了刺激經濟的投資計劃，其重點投資方向無一例外地指向了基礎設施建設。一些專家和基層干部指出，這種形勢下，一些地方政府僅僅是“為了投資而投資”，超前建設，亂上項目，一些曾被明令禁止的項目也改頭換面重新出籠。
    今年4月，深圳市與中山市聯合向廣東省政府提交了建設“深中通道”的報告。這樣一來，加上已立項的虎門二橋、欲建的蓮花山大橋、即將上馬的港珠澳大橋，以及在用的虎門大橋、黃埔大橋，珠江口將出現6座跨海大橋，建設牽涉資金逾1200多億元。專家認為，隨著珠江口地區經濟持續發展，各種客貨運輸需求迅猛增長，建設跨海大橋的要求勢在必然。但是，短期內相繼建設如此高密度的跨海大橋，是否科學合理，值得商榷。滬蓉高速黃石長江大橋建成后，最近在這座大橋上游一公里處又在興建新的長江大橋。當地干部群眾對此感到難以理解。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溫彬說，當前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實現“保增長”目的，大上項目，大量投資，有時僅僅是為了“把錢花出去”，卻沒有清晰的投資方向和目標，無法形成長期的有效供給。這種超前建設、盲目投資，擠占了企業技術改造資金，從而削弱了新技術產業發展動力，得不償失。（下轉第二版）
    采訪中，四川省經濟信息中心主任漆先望還指出，即使在需要進行大量基礎設施建設的地區，也存在投資結構選擇問題，比如，鐵路占地是高速公路的1/3，運價是公路的1/4，能耗是公路的1/5，運輸能力卻是公路的幾倍，投資時就應該適當傾斜發展，而許多支線機場卻沒有建設的必要。

    三、新形勢下的結構調整面臨諸多剛性制約，更艱巨、更復雜、更具考驗性。

    當前階段的經濟結構戰略調整，是在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增速下滑等新形勢、新背景下進行的，因而面臨著比以往更多的剛性制約，復雜性和艱苦性嚴峻考驗著我國各級政府的行政能力。
    首先，資本積累能力下降，轉型投入資金缺乏。
    由于經濟增速放緩，市場需求不旺，企業效益下滑，資本積累能力下降，各級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普遍減少，使地方支持企業升級、改造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轉型資金明顯不足。以山西省為例，今年一季度，山西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比去年同期低6.8個百分點，低于全國同期平均水平6.9個百分點；從投資來源上分析，開工不足、利潤下降、虧損面擴大，導致企業的自籌資金同比下降了40%；從反映技術改造投資的建筑安裝工程和設備工具器具購置來看，前3個月的僅完成投資67億元，同比下降4.3%。
    其次，經濟要素短缺，轉型發展支撐能力不足。
    當前各地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多是依賴于一些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而這些重大項目普遍需要相應的土地、環境、人才和技術等資源和條件支持，但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工業用地緊張、環境容量不足、水資源短缺、人力資源不夠豐富等問題難以一時解決，客觀上遲滯了結構調整的速度和質量。
    記者采訪中了解到，一些煤化工項目、重大裝備制造項目，動輒需要幾百畝、上千畝的土地，而日趨緊張的用地指標使地方政府左右為難。如中西部某省，其一年的用地指標為10萬至11萬畝，而僅在建的3000公里高速公路就占用了8萬畝，可控的工業用地指標被壓得很小。另外一個地級市境內在建的一條高速公路，竟將全市當年用地指標全部占完，一些投資幾十億的產業調整項目處于無地可用的“窘境”。
    第三，日趨加重的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形成“硬約束”。
    專家指出，一方面，長期以來，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為特征的粗放式發展方式，造成了我國資源浪費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另一方面，我國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今年又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承擔碳減排的責任越來越大。這使我們面臨的節能減排和保護環境的任務更加艱巨。在新一輪以投資為主導的結構調整中，既要盡可能加快項目建設以拉動結構調整步伐，又要堅決防止“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項目上馬，真正實現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
    第四，創新能力不強、動力不足仍需加大鼓勵扶持力度。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依賴于出口并以加工制造為主，研發和營銷“兩頭”在外，這種歷史形成的創新能力不足問題難以迅速改變。四川省經濟信息中心主任漆先望認為，由于創新和研發工作投入大、見效慢、風險高，目前地方政府和企業創新積極性仍然不高，即使是當前最火熱的多晶硅和風電機生產等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也都主要掌握在國外企業手中。產業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從長期看，必然影響到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地位的提升，影響到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

    四、缺少有望引領經濟實現新一輪高速度、長周期增長的“亮點”。

    從歷史角度看，任何一次經濟危機都是全球產業結構布局的“洗牌”過程，有的被淘汰，有的脫穎而出，成為引領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一輪世界經濟長、短周期都進入下行階段，更是一次全球產業結構布局重新脫胎換骨的大調整，所有國家都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都有機會尋找并占領新一輪高速度、長周期增長的“引領產業”，尤其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可能是其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漆先望認為，引領新一輪經濟增長的“亮點”，有時是一種體制變化，如中國的改革開放；有時是一種產業支撐，如汽車產業、房地產業等。近幾年來，全球性的能源危機、氣候變化給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同時也蘊含了很多的機遇，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和推廣，既可有效緩解能源短缺與氣候變化帶來的約束，又可能形成巨大的市場潛力，可能成為占領“后石油時代”的經濟發展的制高點。然而，由于目前新能源發電成本遠高于傳統能源，我國尚未制定出臺具體的新能源應用鼓勵政策，而且財政資金未來有沒有錢補、能不能補到位等都令人擔憂，所以我國新能源的大規模商業開發前景仍不明朗。
    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張紅宇說，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明顯滯后于工業化，許多體制機制性問題有待破解，數以億計農民工變市民問題無法解決，農業產業化和工業集約化進展艱難，這些都讓城鎮化的引領能力變得撲朔迷離。
    專家分析認為，以上種種問題和難點，是長期以來我國經濟領域形成的一些體制機制性障礙和金融危機后新形成的一些階段性困難的集中暴露，重復建設和“一哄而上”、投資過度超前等問題，實質是因地方政府以追求GDP為最高目標所導致的；各種剛性壓力的產生，則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進行整體轉型過程中，必然要為此前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付出的代價。(參與撰稿記者叢峰、陳忠華、劉軍、張先國、車曉惠、孫英威、李偉、周國洪、呂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