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梅利爾(James Merrill)生來富有，正如他所說的“不管我喜歡與否”。他的父親查爾斯(Charles)與人聯合創建了券商美林(Merrill Lynch)，他給了詹姆斯一只信托基金。這給詹姆斯贏得了時間。由于不需要賺錢，他開始與亡靈世界對話、寫詩。在一部新的傳記中，蘭登?漢莫(Langdon Hammer)描寫了梅利爾的40年通靈會筆記如何變成一部偉大的560頁詩集：《桑多弗變換著的光》(The Changing Light at Sandover)。
　　梅利爾于1995年去世，他是一個人們可能稱之為“高凈值人士”(財富經理的專業用語)藝術家的早期例子。高凈值人士藝術將變得更為普遍。那將有助于下一代人回答一個緊迫的問題：該拿人數日益增多的高凈值人群的繼承人怎么辦？
　　由于藝術很少足以維持生計，因此每個社會都必須設法資助藝術家。在中世紀，國王充當贊助者。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大學經常給詩人一份教師工作。如今我們有了富二代。
　　多數高凈值人士沒有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根據凱捷集團(Capgemini)的全球財富報告(World Wealth Report)，自2008年以來，他們的人數以每年10%的復合率增長。2013年，全球共有1370萬位高凈值人士，其可投資資產至少有100萬美元。
　　當然，凱捷表示，90%的高凈值人士只是勉強符合標準，只不過是“鄰家的百萬富翁”，其資產僅有100萬至500萬美元。然而，如果高凈值人士平均有兩個子女，那么即便剔除較為寒酸的高凈值人士，仍會有數百萬富二代不需要為了謀生而工作。這些人需要找到“詹姆斯?梅利爾問題”的答案：所有那些教育、雄心和時間該投入什么地方？我們需要讓他們有事可做。
　　之前幾代人沒有這個問題。歷史上，多數高凈值人士是貴族，他們將任何經濟活動斥為粗俗，再說他們本來就傾向于花天酒地。多次革命幫助這個人群進行了篩選：一位俄羅斯王子到最后可能在駕駛一輛巴黎出租車。巨額遺產稅對這個人群進行了進一步的篩選。
　　然而，就目前而言，生活對于高凈值人士比較友好。因此他們的子女需要決定做什么。一位億萬富翁的兒子告訴我，他認為繼承父業、忙于賺錢毫無意義。實際上，幾乎沒有富二代愿意很早起床，做枯燥的入門級工作。“繼承財富是一件好壞參半的事情，”億萬富翁慈善家西格麗德·羅辛(Sigrid Rausing)告訴《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下意識里，你可能會感覺所有的職業都不適合你。”
　　一些高凈值人士的繼承人會畢生投入慈善事業。然而，這通常是浪費時間。更為明智的做法是把錢捐給現有的慈善組織(就像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向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捐贈一樣)，而不是創辦自己的慈善組織，后者需要學習曲線以及很可能是重復性的、其他人做得更好的工作。
　　一些富二代會用錢買公職。還有一些人會像昔日的貴族那樣虛度光陰。但多數人想要高地位的工作，有大把時間度假。藝術是顯而易見的出路。
　　一些富二代將變成藝術贊助人。面向美國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頭等艙以及商務艙乘客的文學雜志《Rhapsody》，提供了一個機制，幫助將高凈值人群財富轉化為給嚴肅作家的報酬。
　　還有一些高凈值人士的繼承人會創作糟糕的藝術。一個朋友曾向一個出身歐洲名門的女子提出終極的中產階級問題：“你做什么的？”她回答：“我創作可燃藝術。”“呃，什么？”我的朋友問。“我創作雕塑”，她解釋道，“然后燒了它們。”“我希望有一天看到您的一些作品，”他禮貌地說。“你不會看到，”她耐心地回答，“我會燒了它們。”
　　但一些高凈值人士的藝術將是優秀之作。高凈值人士藝術家有時間磨練才華，而且不像我們這些常人這樣把天分耗在打工上。1994年，當我作為畢業實習生加入英國《金融時報》時，我被告知，前一年，一個名為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ton)的人曾經獲得這份工作。但德波頓決定出書，他的銀行家父親留給他一只信托基金，據報道價值2億英鎊。他堅持說，他從未碰過父親的錢。話雖如此，這樣的財力后盾想必讓他的藝術生涯有保障。
　　類似的，美國作家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或許有條件花費11年撰寫他的著作《那些與眾不同的孩子》(Far From the Tree)，他的父親霍華德(Howard)是一位超高凈值人士、一位醫藥業大亨。還有一些高凈值人士當代藝術家，包括巴西電影制片人沃爾特?薩勒斯(Walter Salles，來自古老的銀行業家族)以及優雅的英國小說家愛德華?圣?奧賓(Edward St Aubyn)。他的小說講述的是巨大莊園里的不快樂童年。這將成為高凈值人士藝術的經典主題。這似乎存在局限性。但當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主宰藝術創作時，他們也遺漏了人生的大部分主題。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曾哀嘆“無產階級小說”的缺乏。德波頓指出，就連中產階級的工作生活也很少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他抱怨道，多數文學人物“相愛，然后做愛……從來不去辦公室”。身為一個有時間矯正這些問題的高凈值人士，德波頓拜訪了很多辦公室，為他有關工作的著作進行研究。高凈值人士藝術有其缺陷，但它會讓很多潛在危險的人遠離街頭。